《哗变》是我看了N遍之后依然想进剧场再看N遍的一部作品。这部源自美国海军真实历史事件的话剧，几乎满足了我对一部好话剧的全部期待：扣人心弦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惟妙惟肖的表演……它的魅力，并不来自凄美的两性爱情，也不来自角色们大幅度的戏剧行动或形体动作，甚至，那些可以让人眼花缭乱的多媒体技术和高科技舞台装置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正如这出戏的创作者指出的，这部话剧首先姓“话”，是卸去了所有的延伸与包装，由纯粹的“话”支撑起来的剧作，故事、人物和表演全都是通过对话等台词说出来的。其魅力，来自返璞归真的话剧本体——语言。也许，这是它在舞台表现形式日趋多样化的今天，反而给人们以新鲜感的重要原因吧。

　　故事在对话中完成，而且，是在法庭辩论上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对话形式中实现的。对话中故事进展过程的形态建构规范而完整：展开、递进、高潮、结尾部分的起承转合被安排得紧张曲折而又井然有序。从最初原告方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被告方隐而不发，到被告方的辩护律师以“黄色染料事件”为由头，提出反驳，构成悬念，引发观众对原告名誉和命运的担心，并进一步由点及面地依次牵出“草莓事件”、“奶酪事件”、“淡水事件”、“咖啡壶事件”、“电影事件”、“敲诈100元事件”等，从而反客为主，步步紧逼，直到成功地将原告指认为“类偏狂”型人格，具有心理上“受到障碍”的病态，从而使原告成为了被告，使被告得到无罪释放的法庭判决。

　　于是，1944年12月18日，发生在美国海军舰艇“凯恩”号上的那件事，那件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凯恩”号副舰长兼执行官玛瑞克，擅自解除少校舰长魁格职务的事件性质，在人们的叙述中得以发生转变，由“哗变”变成了正当，甚至是正义的行为……当然，故事还没有讲完，悬念迭起、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水到渠成的对话过程结束之后，波澜陡起，被告方的辩护律师最终遵从着内心的良知，遵从着更为博大的美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角度，对正在欢庆胜利的被告们给予了“哗变犯”的指认与谴责，从而升华了主题，为剧作描画出了一个漂亮的“豹尾”。

　　人物形象也在对话中刻画。剧作不仅以多个角色的叙述再现了那段历史，而且也在这种叙述中塑造了角色，使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获得了丰厚的个性感。格林沃作为故事情节的叙述主体和观众兴趣、情感和立场的寄托者，是本戏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人物之一。他的形象是从法官的视角切入的。他被临时拉来为被告做例行公事的辩护，本可以不那么尽心尽力，但法官的轻视激发了他强烈的职业操守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使他认真研究了事件以及事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精心设计了辩护程序的每一个步骤，冷静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并胸有成竹地诱导人们进入他的逻辑程序，在关键时刻出奇制胜，打赢了这场官司。如果戏剧到此为止，那么他还不过是一个类型人物的符号，创作者巧妙地提前为他设计了“犹太受害者”和律政“英雄”的双重身份，于是，他对那些贪婪而愚蠢的官兵们的愤怒，与他对“阻止我的妈妈变成德国人肥皂盒里的肥皂”的军人的尊敬等感性因素，才构成了他愿意尽最大努力却并不想讨好两边的内心纠结，才与他性格网络中的镇定、机智、沉着等理性因素结合在一起，刷新了他的个性。

　　舰长魁格、执行官玛瑞克，以及陆续上场的舰艇上的官兵们，其性格的鲜明程度，几乎都可以与格林沃这个人物形象媲美，尽管他们每个人物出场的时间都十分短暂。在交叉质询和反质询的对话中，他们对于哗变事件起因、过程的叙述与表达各有各的角度，他们对魁格舰长与玛瑞克之争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们或成熟老练、或朴实认真、或幼稚直率、或虚伪圆滑的个性都在这些叙述和姿态中展露出来。有趣的是，不论他们秉持的人生观是及时行乐或是积极进取，也不论他们的性格内涵是懦弱狭隘，是困惑迷茫，还是单纯善良，他们所共同具有的那种或者明显或者含蓄的英雄气概，都圆满地勾画出了美国海军的整体形象。唯一使我看不太明白的是被格林沃锁定的哗变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吉弗，他为什么要制造这场兵变，他对魁格舰长的深仇大恨从何而来？当然啦，这也许是此戏总是吊着我的胃口，使我总想走进剧场弄清楚的原因之一。

　　对话的限定增加了表演的难度，成为考验演员演技水平的一块试金石。他们对人物的理解、把握、呈现得准确与否，他们对用词、语气、音调、节奏调整得准确与否，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整部作品的说服力，而且能不同程度地体现“话”在话剧中的功能定位与魅力展现。当年出演玛瑞克的吴刚，对于律师格林沃这个角色的塑造可以说是成功的。在高密度台词的铺排与转换中，他不仅要掌控好整个戏的节奏，而且要把格林沃内心世界的两难之境层次分明地表达出来，实属难能可贵。冯远征举重若轻，形神兼备地扮演了舰长魁格，生动地呈现出了这位服役14年的海军少校从镇定自若到忐忑不安，再到慌张，然后是急、怒，最后是茫然失措的心理和情绪变化过程。王雷塑造的玛瑞克形象也是可圈可点，刻画细腻、情绪饱满，为整部戏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