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是吝啬鬼，只要你向它索取，它就会五光十色地展现在你面前。”在不久前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和《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电影频道协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活动”上，老一辈编剧家史超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

　　好剧本从哪里来

　　“我写过的自己满意、最有影响的剧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凡是不满意、没有社会影响的，都是我不熟悉的。”91岁的老编剧家史超曾创作《猛河的黎明》《五更寒》《大决战》等影片，他曾上过战场，经历枪林弹雨。一次，为了不打扰老百姓，他们去半山腰里住，史超和战友下山到村子里去时，被敌人包围，敌人出动大量兵力，幸好在村口时有人枪走了火，史超他们听见枪响，就出村向山上跑去。“离十几米远有两挺机枪对着我打，没有隐蔽的地方，直到跑到一个山坎跳下去。之前我不相信命运，这次有点相信了。”正是有一次次这样的生死交锋，才有了一部部动人的电影剧本。“越是到五更，天就愈冷，只要熬过五更，天一亮，太阳出来就暖和了。”他把战壕里的真情实感，释放在新中国的银幕上。

　　同样，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的编剧于敏，电影《红色娘子军》编剧梁信，电影《伟大的起点》《护士日记》编剧艾明之，电影《夕照街》编剧苏叔阳等等也都以其切身经历验证着——好剧本从生活中来，从实践中来。

　　“编剧”的渐行渐隐

　　当86岁的老编剧家梁信出现在荧幕上，说着“谢谢你们还记得我”时，一句话就令人动容。确实，《红色娘子军》一出，祝希娟饰演吴琼花获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谢晋凭此片获得最佳导演奖，如今，却只有不多的人记得这位创作了《红色娘子军》电影剧本的老人。不仅是老一辈编剧家声名渐隐，年轻编剧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部电影走到最后，往往成了导演的电影，成了主演的电影，一棵树开花结果之后，却忽视了根。编剧如同鸡生蛋，蛋生出来被拿走，就跟编剧再也没有了关系。

　　六赴灾区九死一生创作出《惊天动地》、八年磨一剑创作《飞天》的编剧柳建伟指出，文革前电影在片名出现之后，第一个就是编剧的名字，比如《五朵金花》。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变化，出品人、总策划或者总监制、总顾问列在了编剧之前。到后来有的电影宣传中，根本就不依据规范来，抹去了编剧的名字。

　　编剧应守住底线

　　“近些年来，我们一些编剧创作的底线应该收一收。”柳建伟说，他有三个困惑，这是其一，过去几年用十几亿资金拍摄了3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片，不停地揭伤疤，不能理解，“南京大屠杀有三个要件，一是首都被外敌入侵，二是未经抵抗三十万同胞被杀，三是我们的姐妹被强奸。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逮住这样的题材不放猛拍”。第二个困惑是各种影片中好人少了，坏人多了，负面形象压倒正面形象。第三个困惑是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强大起来的同时，荧屏上充斥着的却是大量的古装片。他强调，电影必须与当下生活相结合，要为人民放歌，而不是对某一时代的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