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幸在一家内蒙古风情的小餐馆里见到了拉苏荣先生，倔强、耿直、不服老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其时我刚成为蒙古族流行音乐组合额尔古纳乐队的“粉丝”，为那一曲汉语演唱的“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倾心不已，见到拉苏荣先生，真有千万种对内蒙古大草原的向往要向他诉说。他是内蒙古草原上的歌王，是蒙古族长调民歌“申遗”的大力倡导者，更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笃定实践者，他谈什么都离不开内蒙古草原，离不开蒙古族长调民歌。

　　“长调民歌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铭刻在蒙古人骨头上的DNA，是全世界蒙古人的文化名片。”先生这样说的时候自豪不已。蒙古族长调民歌发端于茫茫苍穹草原，是专属于生长在马背上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他致力于原汁原味地学习、演唱、研究和传承这一民间艺术已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尽管刀郎、凤凰传奇等改造蒙古族音乐的流行文化甚嚣尘上，他依然坚持用自己的母语——蒙古语演唱长调民歌。因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才能表现蒙古草原上生长的声腔音韵，只有蒙古人听得懂的长调民歌才有传承价值。就如同京剧必须用汉语演唱一样。在先生心目中，一些汉语填词的蒙古族风格的歌曲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长调，它在客观上失去了蒙古族的民族文化基因。

　　“早上，我会吟唱《太阳颂》来迎接太阳的初升。草原上蒙古族的孩子几乎会说话时就能学唱长调了。我们鄂尔多斯是蒙古族歌舞之乡，十个人里有九个是歌唱家、舞蹈家。”先生告诉我，原生态的、草原上固有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在声音和技法上并不像声乐专业那样要求严格，但最不可缺失的是它的生态环境、语言环境和人文环境，它必须在原生态的草原上生长，接受牧区生产生活的洗礼和蒙古族的人文文化熏陶。在以前的牧区，长调歌曲的传播工具虽然是马匹，一首首长调民歌却可以迅速唱遍草原。随着时代发展及生活方式改变，更多的年轻人听Hip Hop、唱摇滚，极易令长调民歌的传播和传承产生新的断层，这些现实的状况也让他十分忧虑。

　　拉苏荣先生不顾年长体弱，长期奔波在内蒙古草原上，从东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到西部浩瀚的阿拉善大漠，不辞辛苦地传授长调、进行培训。有时他会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铺上毛毡，与学生席地围坐，不仅传授长调民歌，还把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历史故事毫无保留地讲给年轻人。他每年跋涉数千公里路程，坚持为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无私奉献，履行着自己作为中蒙两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与保护工作组专家的神圣职责。

　　他曾为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昭那斯图等老一辈长调教育家作传，这三本专著是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申遗”的重要内容与佐证。“申遗”成功后，他更加积极地为传承保护工作奔走忙碌，不仅自己担任内蒙古长调协会会长，还亲自敦促、帮助内蒙古各地区建立起长调协会，并倾注大量心血致力于不同地域、历史时期以及迥异自然环境下长调民歌的流传与嬗变研究。他说，蒙古族是游牧民族，长调民歌是马背上的产物。蒙古族的祖先自成吉思汗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经社会变革，但游牧文化大体没有变。直到1947年内蒙古解放后，长调民歌才逐步进入文化团体、登上剧场舞台、走进校园课堂。在此之前，它的生长形态都是以大自然为依托的，传承方式只有单一的口传心授。他还给我讲到，在纬度和气候的差异下，平原和山区、草原和沙漠的蒙古人嗓音、发音都会有所不同，比如，阿拉善地区人们的鼻犀较密，有着遮挡大漠风沙的作用，他们和大兴安岭林区的人的吟唱就不一样。

　　近年来，已有不少搜集整理“蒙古族长调民歌”的书籍出版，先生认为，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在于发掘之后能否传承与坚守，一边不断发现和采集，一边让它进入博物馆，而现实中听到的、演唱的依旧是流行歌曲或不再是原生态的蒙古族歌曲，这是让人痛心的。比起让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播得更远，他更希望能流传得更久。他也并不为蒙古语演唱的长调不能被其他民族理解而感到焦虑。他说，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同文化本来就有差异，相互之间存在不适应或不理解，都是正常的，不可能要求其他民族全盘接受本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的坚守更需要依靠本民族自己来完成，民族自信是这种文化坚守的源泉。我问先生他的工作室收不收汉族学生，他说，工作室少有汉族学生，并不是因为民族偏见，而是考虑到其他民族由于种种原因未必能对长调民歌有感性的体悟，倘若其他民族同胞对蒙古族文化有深刻的认知，而不是仅凭兴趣和猎奇心理才要求学习，他也非常欢迎他们一同参与蒙古族长调的研究与传承。

　　那个午后，就着一碗醇香浓郁的奶茶，我听先生讲那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