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钱学森》剧照

　　3月2日，电影《钱学森》在全国公映。“第五代”导演张建亚最喜欢拍的就是商业片，但他执导的《钱学森》却是一部纯正的主旋律电影。当商业片导演遇到主旋律题材，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电影《钱学森》在进行全国宣传的时候，有记者让导演张建亚用一句话来推荐这部电影，张建亚不假思索地反问记者：“你觉得自己现在活得好吗？”记者愣住了，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位年过60却绽放着孩子般笑容的男人。张建亚略微顿了顿，继续说道：“我拍这部电影，就是想让观众看一看钱学森是怎么活过这一生的。”

　　为了宣传《钱学森》，张建亚到北京、上海和广州都走了一圈，接受了很多家媒体的采访。在接受本报专访之前，他特别强调，自己期望记者能够通过笔调真诚的文章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观看《钱学森》，却很不希望媒体以八卦的方式炒作这部电影，因为这是对钱学森这位伟人的亵渎。在张建亚看来，《钱学森》里的陈坤和张雨绮并不是公众眼中的大明星，只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演员，他们和自己一样，也是因为创作《钱学森》这部电影，而获得了一次与伟大灵魂亲近的机会。

　　“没想到第一部人物传记片拍的就是钱学森”

　　记者：西影集团为什么会找黄建新当《钱学森》的监制？黄建新又是怎样找到您当导演的？

　　张建亚：最早是西影集团副总经理孙毅安找黄建新，说：“我写了个《钱学森》的本子，想请你当导演。”当年建新拍过一部叫《背靠背，脸对脸》的电影，编剧就是孙毅安。孙毅安找到建新的时候，建新正在拍《建党伟业》，忙得焦头烂额，最后说我还是当监制吧。之后建新说他把全国的导演都数了一遍，最后选了我。那天建新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想不想导演一部人物传记片，我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记者：您以前好像从没拍过人物传记片。

　　张建亚：对，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夙愿。其实所有的电影都是在描摹人生，而以逼真地再现真实人物一生为主要目标的人物传记片，是最考验导演功力的。为什么要拍人物传记片？无非是想让观众看一看人家是怎么活的，并且能够有所感悟。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建新让我拍的竟然是钱学森的传记片。

　　记者：当时您心里是什么感觉？

　　张建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要知道，钱学森用自己的学识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用鲁迅的话说，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说钱老的智慧是中国的都太狭隘了，因为他的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是全人类的科学家。记得开机那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全体工作人员说，钱学森就像是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不会因为多我们一部电影变得更伟大，也不会因为少我们一部电影而不伟大。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评判钱老的一生，而是尽可能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能够通过我们这一扇窗，了解钱学森是怎么度过自己这一生的，并且还能意识到，原来中华民族拥有这么多伟大的灵魂。

　　“观众不相信导演，也就不相信钱学森了”

　　记者：可是把主旋律电影拍得好看，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

　　张建亚：我和建新是非常有野心的，在创作之初我们就决心一定要把主旋律电影拍成主流电影。什么是主流电影？所有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地铁里有海报、网络中有片花，观众愿意掏钱进影院看，看完了以后还能有所感触，这就是主流电影。过去的一些主旋律电影无非是把口号标语胶片化、磁带化，它们失败就失败在功利性太强，在观众还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诉求强加给观众了，唯恐不及地告诉观众我这个电影是要你学习什么。正确的口号说得越多，观众就离影片越远，所以这样的主旋律电影特别讨厌。不管拍什么电影，导演创作的出发点都必须是跟观众站在一样的高度，那些站在“上帝”高度上的导演注定拍不出好的艺术品。连艺术品都不是，又何谈主旋律？

　　记者：那《钱学森》是怎样跳出这种窠臼的？

　　张建亚：拍主旋律电影，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所有想告诉观众的事情都装到电影这个艺术形态里去。完全符合电影规律，让真心诚意地进入电影院的观众获得一种享受，并且在此过程中接受创作者的观念，这才是好的主旋律。

　　陈坤问我，想演好钱学森要把握哪一点，我说就八个字：真才实学、无私奉献。在影片里我们努力地追随钱老的灵魂，却不作任何的概括和判断。我们是跟观众站在同样的“全无知”的角度上，一起去认识、去仰望钱学森这位伟人。现在的观众是很挑剔的，稍微有一点儿强加的东西，就会让他们觉得影片离自己很“远”。哪怕我有一丁点儿让观众出了戏，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我了，更不会相信钱学森这个人物了。

　　比如说，要让观众信服钱学森，当年在狂风中“两弹结合”的场面就绝不能一笔带过，这样形象的场面能让观众以最直观的方式感受到钱学森的伟大。于是我们以1：1的比例制作了两枚导弹，一枚17米，一枚22米，最后拍出来的镜头特别壮观、宏大。电影一定要用形象说话，我始终是以真实的标准要求自己的电影。“两弹结合”这样的场面不拍则罢，拍了就一定要让所有人信服。

　　记者：除此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商业化的尝试？

　　张建亚：再举两个例子。我们的剪辑师是个香港人，在美国学的电影。他忧虑地对我和建新说，自己不太了解钱学森，怕剪片子的时候无从下手。建新告诉他，我不在乎你了不了解钱学森，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钱学森》剪成一部好看的电影，这就足够了。你作为剪辑师，不必考虑电影的主题，也不用理会它要向观众传达什么思想，你要做的，只是把影片剪得更精彩、更好看。

　　再比方说音乐。在影片中，《我的祖国》等音乐旋律优美，特别有利于观众接受。但实际上，钱学森和蒋英听的都是海顿、亨德尔创作的那些非常具有哲理性的音乐。我拿着钱老听的音乐清单去请教音乐专家，他们说其中有些音乐在中国连演奏都没演奏过，很多一流的乐团都演奏不了那么深奥、富有哲理的音乐。这些音乐是很牛，也能体现出钱学森和蒋英的高雅品位，但势必会影响观众的接受。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斯美塔那、门德尔松创作的那些易于观众接受的音乐。

　　“再‘接地气’的伟人也不能被庸俗化”

　　记者：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媒体可能过于注重宣传影片的商业性了，反而那些您最想表达的东西，却少有人问津。

　　张建亚：这正是我接下来想说的。前两天在上海交大放映《钱学森》的时候，现场气氛特别好，但突然有个记者站起来问陈坤：“你对演员白静被杀有什么看法？”这样的问题真的让人感到愤怒。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的开场白就变成了：拜托各位媒体记者，你可以侮辱我、侮辱陈坤、侮辱张雨绮，但千万不要侮辱钱学森，钱学森是我们应该仰视的人。

　　还有很多媒体把《钱学森》定位为一部“揭秘”电影，说影片揭露了多少国家机密。一些记者盯着我问，影片到底揭了多少秘？我反问她你认为一部电影能揭露什么国家机密吗？说白了，这些所谓的揭秘只不过是炒作的噱头而已。拍《爱情呼叫转移》的时候，媒体再怎么八卦我都嫌不够八卦，但对于《钱学森》，任何一个八卦都让我特别不开心。

　　记者：甚至还有人建议将影片改名为《让导弹飞》。而“陈坤和张雨绮演绎的传奇爱情故事”，几乎成了《钱学森》最重要的宣传方式。

　　张建亚：对于这种宣传，我其实挺伤感的。我拍钱学森这样的伟人，希望人物能够“接地气”，但我不希望他被庸俗化。所有人都在说创作要“接地气”，但我即使接到地的根儿，钱学森也是我们永远需要仰视的伟人。我可以通过一部好看的电影让所有平民百姓都顺畅地接受钱学森这个伟人，但绝不能容忍钱学森被庸俗化地解读。要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树立一些光明、正面的形象了。

　　记者：拍完《钱学森》，您一定有很多感触。

　　张建亚：第一个感触是很难，很累。为了拍这部电影，我真的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但当有记者问我电影拍得难不难的时候，我却说不难，因为再难我能难得过钱学森从美国回到中国吗？难得过从零开始的钱学森只用了5年时间就让导弹上天、用了8年就实现“两弹结合”吗？我自认为《钱学森》是一部诚意之作。观众不进影院我没有办法，但一旦他走进影院，我就要让他感到物有所值。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没有觉得上当，同时还有所感悟，其实并不是因为导演的技巧有多么高超，而是因为创作者很有诚意。

　　第二个感触是，我真的很感谢孙毅安和黄建新选我做《钱学森》的导演，因为他们给了我一次亲近钱学森这个伟大灵魂的机会。拍完电影回上海前，我把所有生活用品都扔了，但有关钱老的资料，我一件不落地全部运回了上海，因为我真的舍不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