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本报推出“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化的现代转换”系列访谈文章，王岳川、张颐武、龚鹏程、陈跃红等学者纷纷发表了看法，这一话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近日，记者又专访了曹顺庆教授，以期把讨论引向深入。

　　曹顺庆，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古代文论研究。

　　记者：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在当下主要观点主要存在哪些分歧？

　　曹顺庆：关于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话题从1996年至今已经探讨十余年了，综合起来，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支持或以支持为主。这一派学者众多，主要有童庆炳、钱中文、陈伯海、杜书瀛、张少康、党圣元、郭德茂、蔡仲翔、梁礼道、刘保忠和张海明等先生。虽然各位学者的论述角度和用力点各异，但总体上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持赞成态度的。第二类，反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以反对为主。主要学者有陈洪、沈立言、王志耕、陶东风、相福庭、张峰屹和罗宗强等先生。第三类，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伪命题。也就是你所说的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蒋寅、郭英德和胡明等先生。

　　记者：作为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研究的先驱者，您是怎么看待第三类“伪命题”说的？

　　曹顺庆：我认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不是一些学者所谓的“伪命题”，而是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命题。它既可以充分发掘利用我国传统的文学资源，不至于妄自菲薄，唯西方是从而造成“失语”；另一方面，也不至于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博纳中西，为最终构建出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探寻道路。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并不是说要恢复古代文论的一系列话语范畴，而是要续接上传统的血脉，恢复古代文论的话语规则。我常说“死范畴”、“活规则”，即是指古代文论中的“风骨”、“神韵”、“比兴”、“妙悟”、“文气”等这些话语表层的东西可能死亡，但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潜在的话语规则仍然存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我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基本赞成，但仍然有一点不同看法。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这个提法，其实暗含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否定：为什么一定需要“现代转化”呢？学者们认为：因为古代文论已经不适合现代了，如果要用于现代，则必须转换，这个意思很清楚。我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是有效的，也是可操作的。中国文论要活过来，必须要返之本源而不是求之于域外，域外资源永远只是一种辅助、参照。在观念上承认中国文论的本然地位，才能让它活过来，比如用意象和意境来谈中国古代诗，是非常恰当的，甚至也可以评论现代诗歌，这比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等等西方理论来谈诗会更恰当；用李渔的戏曲理论来评论中国戏剧，是很好用的；用妙悟、滋味来品诗，要比用现象学、接受美学的范式更恰当。古代文论中国化才是救活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路径。这正如中医的针灸不需要现代转换，围棋不需要现代转换一样，一转换就完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现代转换用什么理论来支撑呢？说穿了还是用西方的所谓“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种转换最终导致的仍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落和失语。

　　记者：的确，我们传统文论本身具有极大的价值，有待发掘，将西方时髦理论强加于中国文学之上颇给人滑稽之感。您觉得传统文论哪些方面最值得我们来发扬？

　　曹顺庆：其实，在20世纪西方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有不少直接来源于中国的文论话语。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融入了老庄对“道”的体悟，庞德的意象理论直接化用了中国诗歌的意象手法，而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也广泛和深刻地吸收了中国戏曲的表演理论和方法，就连当下的生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西方人从中国借鉴了什么，我们就认为什么就是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最值得弘扬的。但是，这多少也能说明中国传统文论中有许多理论和范畴在当下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有的不仅可以直接运用于中国当下，而且还具有普适性，对全世界的文学艺术都适用。

　　我认为传统文学艺术理论中最有价值、最值得弘扬的是“以少总多”和“虚实相生”等话语形式以及由此衍生的相关范畴。“以少总多”是中国文论话语的元命题，具有原创性和普适性，对于中西文论具有相似的价值，在当代文学艺术中，这套话语仍然可用，例如用“虚实相生”来指导当代文学创作，指导绘画艺术、影视艺术甚至广告设计；用“意境”理论来指导诗歌创作、环境艺术设计，都是行得通的。

　　记者：您刚刚提到中国文论对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也谈到了中国诗学的普适性，那么国际学界是怎样看待中国文论的？

　　曹顺庆：对于西方学者，中国传统知识生于另一个文化母体。因此，在西方意识形态占据主流话语的国际学界，仍然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是非科学的、无系统、不成体系。这也是“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了迎合国际学界，从而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所经历的“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的原因。而中国当代文论则仍然是处于对西方文论的盲目追随之中，因而没有原创性。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见地的西方学者表示出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尊重。

　　正如张祥龙先生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以黑格尔为界，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潮似乎出现了某些变化和松动，他认为：“中国古学不再是一个天生的侏儒，总在走调的歌手，而是忽然变得活泼、风趣、聪明和动听了起来，起码让人感到那里边大有来头，含有还未穷尽的生机。”朱谦之先生也说：“黑格尔不承认中国思想的影响，叔本华却自己承认了他和朱子的学说相同，这可说就是他和中国思想最有关系的地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黑格尔与叔本华，一个代表西方古典主义哲学的终结，一个代表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开端。黑格尔认为孔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而“叔本华对朱熹的‘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和‘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的观点最为欣赏，因为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也认为人和世间万物皆是由‘意志’推衍的，人只是意志的‘客体化’。”

　　黑格尔和叔本华对中国哲学的不同评价和感受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站的角度不同，当代西方文论不再以理性为唯一视角来苛责中国古代文论概念模糊、体系松散，从而缓和了双方的尖锐对立。当他们耐心倾听来自东方的声音时，中国古代文论对人生自然的感悟让西方当代文论家深有感触，启发了他们的思考。

　　因而，中国古学及古代文论自有其亘古的价值，褒贬毁誉取决于现代人的视角。正如前面所谈到的，老庄之于海德格尔，中国诗歌的意象之于庞德的意象理论，中国戏曲虚实相生的表演理论之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戏剧理论，中国老庄“天人合一”的思想之于生态批评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其实是西方当代文论或隐或显的思想来源。

　　我认为，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传统文论仍处于“失语”状态。但是，“失语”状态并不是不能摆脱的。只要我们认清“失语”的症结，积极寻找对策，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反本开新，可以直接运用中国古代文论，例如，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评论中；又如，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积极进行创造性变异，那么，中国传统文论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中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为解决国际理论前沿问题做出贡献。 

　　记者：确实，这样看起来尽管有些学者认为传统文论谈不上可以影响西方，但是这种影响却一直存在，且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论的复兴必然会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补。

　　曹顺庆：世界日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文化多元化的诉求。西方文化本身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一种异质文化来互补。这种互补态势对于我们重建中国文化身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中国与西方文论，虽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不少概念上截然相反，但也有着不少相通之处。这种相异又相同的状况，恰恰说明了中西文论沟通的可能性和不可互相取代的独特价值；相同之处愈多，亲和力愈强；相异之处愈鲜明，互补的价值愈重大。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价值，正在于它不但提出了一些与西方文论相似的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不少西方文论所没有的东西。而这些恰恰可以补充世界文论中的缺憾。中国重直观体悟，讲究意外之意，虚实相生、诗性浓厚，在逻辑和系统性方面是薄弱环节，分析性比较差；而西方重逻辑性和系统性，力求科学，太过求实，常陷入理的绝境，缺乏解释的灵活性。

　　走着两条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尽管有些地方殊途同归，但各自真正面对面地审视时，都会从对方身上发现一种别样的韵味和景致，再反观自身，就会由此领悟到自身的亮点与不足。中国文论发展到今天，在推崇逻辑的西方文论的反观之下，已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想寻回那丢失的另一半。而西方文论发展到今天，也因出现的种种危机而正在努力从他者那里寻求一条出路。因此，时下正是中西方都在寻求异于从前之道的转折时期。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逐步走出了百年屈辱的阴影，向世界强国迈进。但真正的世界强国不仅是经济大国，更应是文化大国。我们要有有影响力的文化，当然要有自己的文论话语。传统文论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复兴意义重大，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软实力的展示，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付飞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