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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关于南京的一场“秀”

时间:2011年12月21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左衡

  只要对文艺史或美学的品格稍有常识,都很难认可“史诗”的提法

  影片《金陵十三钗》(下称《金》)被宣传为“战争史诗电影”。说它属于广义的战争片,固然没问题;但即便再宽泛的定义,只要对文艺的历史或美学的品格稍有常识,都很难认可“史诗”的提法,如果大众信以为真,那就是糟糕的误会。商女亡国恨,从来都不能构成史诗必需的崇高美,无论她们知与不知。

  严歌苓原作用女学生书娟的视角描画战争,不失为一种轻巧的构思,既可以免去宏大叙事先天不足的尴尬,又可以凸显战火中小生命的脆弱孤苦,那么最后的牺牲也就相对宝贵和动人。《金》保留了书娟的叙述角度,配之以张艺谋擅长的民俗工笔画般浓墨重彩的叙述声音。在新技术的支持下,他一如既往公然炫技。于是我们看到与10年前《英雄》相仿的枪战特效,或许他如10年前一般认定,只要观众能记住那一枪索命的奇观、或是彩色玻璃窗下旗袍翻动的身影并为之惊艳喝彩,那么这部影片的价值也就实现了。然而,历史(特别是时间太近、太沉重的部分)很难从价值判断和情感认同中抽离出来成为人们的纯粹审美形式。除非我们能超然地把中日战争当作电玩游戏,否则日本士兵被爆头的特写并不能缓解国人面对历史记载时的痛苦,中国士兵舞蹈般前赴后继冲锋并死亡的高速摄影也不能增加我们对他们人生的了解,在《金》里,他们仍然是陌生人和符号,是张氏炫技的视觉要素,仅此而已。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分辨出那些被逼真的化妆掩盖的知名演员。

  同样无法分辨的还有南京。影片没有为观众建立起关于城市空间的概念。开始的战斗场面里有些废墟和街巷、中间部分两名女子惨死在秦淮河妓院、结尾部分卡车载着女学生沿着城外道路远去,除这些之外,影片中最主要的空间场景就是那座教堂了。依照剧情,《金》本来可以有很多机会表现城市的全貌,从而还原出更加真实宏阔的历史景观——这一点甚至在2009年时《拉贝日记》《南京!南京!》都已做过,令人不解的是,《金》把城市的形象模糊掉,缩进了高度封闭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这不难理解,因为一直以来,张艺谋对这种造型感强烈的封闭空间有一种迷恋和依赖,他曾营造出酒作坊、染坊、山西大院、秦王宫殿、油泼面馆等同类场景,这次他踏进了天主教堂。当光线一次又一次通过彩色玻璃窗照亮画面时,熟悉张艺谋作品的观众会想起很多似曾相识的场景,所以很显然,这绝不是新画面。影片大量使用的高速摄影留给观众十分强烈、但未必是愉悦的印象。如果说,士兵死去是为了表现悲怆,女人载歌载舞走来是为了传达书娟的幻觉,那么还只不过是手法陈旧的问题;青楼女子们摔镜子的一幕竟然会用多个慢镜头,我们就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了。与高速摄影同样过火的还有影片里几乎无时不响的音乐,它起到的作用与其说是抒情不如说是煽情。

  与形式、手法的极尽炫耀之能事相辅相成的是人物设置的庞杂。一队中国士兵,14名女学生,14名妓女,外籍巨星,阵容可以做一台晚会,但节目时长不够,最后能留下印象的不过三五人。即使出头露面的主要角色,他们的行动思考逻辑是否成立也不堪追究。不过换个角度看,深究艺术水准可能反倒是错误的,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十年来张艺谋的影片情节本来就不太经得起深究。公平地说,如果张艺谋继续他的商业大片路线,那么即使趣味不高、逻辑有失,也并不构成指责他的理由,毕竟能赢得大量观众就足以说明他有市场号召力,而大众的审美取向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但如果他是希望通过创作历史战争片为自己赢得金钱之外更多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按照更高的标准来衡量《金》了。

  为什么该片几乎具备了好莱坞式大片的所有元素,却不能带给观众心理满足

  或许有的观众在走出影院时会感到困惑:为什么《金》几乎具备了好莱坞式大片的所有元素、很多生产环节也已经直接交由外国团队担纲,却不能如好莱坞大片一般带给观众心理满足?笔者以为,恰恰是在电影心理学的常识上,《金》缺少最基本的一项:认同。在一部常规剧情片中,观众必须认同于某个人物,然后才能被带入主题的表述和情感的引导。那么,就《金》而言,观众能够认同谁呢?李队长英武非凡,但过早地、也毫不使人意外地死去。而且,除宣示了某种政治的正确外,李和其他国军士兵的战斗情节并无绝对的必要。女学生们在片中处于近乎失语的状态,她们的知识者身份无比稀薄,唯一认真捍卫过的文化符号不过是茅厕使用权,不知影片何以对女学生如此挖苦?妓女似乎是叙事者聚焦所在,但她们并无真正的行动力,最后舍身救人的转变动机也并不充分。琵琶、旗袍、曲词这些花样,说它能妆点盛世固然无妨,硬要褒奖它能光耀乱世岂不显得滑稽?特别是琵琶弦和宠物猫导致不幸的两个关键段落,既可以被多愁善感的观众理解为动人的苦戏,也可以被冷静理性的观众质疑为自取其祸,而无论抱哪种态度,都不会形成认同。

  于是大海报上那张英俊的美国男性脸孔似乎成为唯一可以认同的对象。但还是那个最基本的问题,《金》的选题决定了它毕竟不是商业片,我们毕竟无法从国族的历史中抽离,则观众如何可能认同于一个在道义上比辛德勒可疑太多的牛仔?退一万步讲,即便要虚构一个美国英雄南京救美的故事,这项工作何必要由中国电影人来完成?笔者不知主创者会给出什么样的解释,却可以理解《金》对海外市场和奥斯卡奖的热望。从西方重要电影节一贯标榜的学术立场看,这种热望有点虚无。

  这种基于名导演过去光环和观影人群趣味的契约是否会持久有效

  在过去的10年间,张的影片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同时也受到学术界持久的批评,对后者一个很经典的回应是“羡慕嫉妒恨”论。在逻辑上,批评动机为何与批评是否成立是两码事,所以笔者仍然不得不说,张艺谋的商业大片及其艺术片在价值观方面从来都很需要认真审视。考虑到这将把这篇短文引向另一些冗长的思绪,我们还是停留在《金》本身,最后思考一下,该如何定位《金》。

  一种思路是把《金》视为电影现象,即把对《金》的观察和评判限制在电影专业之内。这样的话,除了前面对《金》的文本分析外,还需要考察《金》的市场行为。《金》号称投资6亿元,“是中国影史以来投资制作最大的一次”,同时被安排在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贺岁档期,这些信息或许会令一部分观众想当然地认为,《金》至少是可以贺岁的影片。当他们意识到《金》的题材和影像其实不宜贺岁、进而质疑何以如此时,我们对它的定位也就不得不超出电影范畴。

  依笔者浅见,《金陵十三钗》和它的呈现过程都更像一场show,与张艺谋近年来的“印象”系列并无不同,都是用历史、文化和艺术搭台,权力(话语权)、资本和消费唱戏。因此,历时多久,投资多大,海选多保密,技术含量多高,主演多高端,凡此种种的热闹,与影片本身质量的缺陷就不再矛盾,而是相互帮衬、顺理成章。正如出品方骄傲宣称的,张艺谋本身就是保证,观众在过去的10年里也确实信任和响应了张氏的保证,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基于名导演过去光环和观影人群趣味的契约是否会持久有效?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电影和中国观众之间新的契约又会是、该是如何?

左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编辑: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