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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是写作的水土——专访作家金仁顺

时间:2022年10月17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许婉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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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2012年,您的长篇小说《春香》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春香》与朝鲜族民间故事《春香传》有关系吗?《春香》的创作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金仁顺:《春香传》流传了300多年,是朝鲜半岛最著名的民间故事,里面有浪漫的男欢女爱,也有围绕着贞洁烈女产生的三角关系,故事动人,三观传统。我后来看过朝鲜拍的歌舞片《春香传》和韩国拍的盘瑟俚版的《春香传》,导演们努力寻找着新形式,但瓶子再新,里面装的仍是旧酒,故事的内核是男尊女卑,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为男人奉献一切,得到幸福的唯一出路是耐心等待男人的救赎。我最初写《春香》是怀着对这个民间传说的不服气,是一种游戏的心态——为什么春香一定要等着李梦龙来解救?为什么传奇不能是人为制造的?女人们独自生活,为什么不能更好、更快乐、更自由?在我的小说里面,我关注春香如何出生,怎么长大成人,什么人和什么事情曾对她产生影响,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使她最终变成了传奇。我要写民间故事里面没有的那些点点滴滴,柴米油盐。故事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认真,我颠覆了原来的故事。如果改掉三个主人公名字的话,这部小说几乎和《春香传》没有什么关系了。但这本小说仍旧还是《春香》,只是它是我个人的“春香”,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传”了。

  记 者:其实,除了《春香》外,您还有不少小说是关于朝鲜族的,比如《高丽往事》《桔梗谣》《云雀》《城春草木深》等。您在处理少数民族题材时,多将其置于历史时空中,您是如何看待少数民族题材与历史和当下的关系的?

  金仁顺:我的古典题材写作是架空文,和真实的历史时空、人事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写历史小说的唯一理由是这些故事放在当下时空不合适。比如说小说《盘瑟俚》,我想写一个女儿弑父的故事,但我不想让她为此担起全部责任,也不想把这个故事仅仅写成悬疑案件。这在法制社会实现起来太难了,至少会变得复杂、晦暗,而我要的是明亮和简单。所以我就把故事架空到了古代朝鲜半岛,这篇小说才5000字,但将男人的酗酒、薄凉、自私,和女性的悲苦、无助、被摧残都推到了极致,同时又是符合当时朝鲜社会真实情形的。小说是写人性,而千百年来,人性没什么大变化,所以小说背景是历史还是当下,没那么重要。

  记 者:感觉您这类题材的写作节奏较为舒缓,区别于其他当下题材。在不同的题材上,关于叙事节奏与腔调,您有什么讲究吗?

  金仁顺:我想说明一点,这里的区别主要是在古典题材和当下题材上,而非关于朝鲜族题材。

  写作古典题材时,我的叙述的确会放缓,像一首古老民谣,慢慢哼唱起来,我会很有耐心地描写一些生活细节;但处理当下题材时,我会减少很多闲笔,在很多空间和时间的描述上,读者和作家是同一个维度,能一句话说清楚的事儿,又何必啰唆呢。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艺术的水准跟叙述节奏快慢、细节繁简其实没什么关系,而是跟故事的讲述方式、方向,乃至作家对故事的情感和态度息息相关。同样的故事,千人讲来千般样,故事是无穷无尽的,讲故事也因此成为一个古老的职业。

  记 者:谈到生活细节,日常生活在您的小说或散文创作中有怎样的地位?

  金仁顺:日常生活是写作的水土啊。小说、散文都是在这块水土中长出来的,可能是一把水灵灵的小白菜,豆荚里面的几颗豆子;也有可能是伤疤,是刻骨铭心的仇恨;或者是怦然心动的爱情,晦暗不明的暧昧。但真正定位作品坐标的,是作家的世界观。换个比方,如果说作品是作家拿出来的一颗颗丹药,那日常生活是投入炼丹炉里的原材料。作家可以虚构任何天马行空的故事,但越是天马行空,越需要有生活经验打底。

  记 者:您不仅常常关注朝鲜族女性的命运,其实您的其他小说对女性也有着细腻且不俗的描写。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书写的?

  金仁顺:写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我要站在女性主义视角,或者别的什么立场,我考虑更多的是小说的故事、人物,以及如何写好故事以及人物。但作品完成后回头审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还真是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短篇小说《宥真》中,宥真是“我”的一个韩国诗人朋友,两个人在国际写作营中相识、交往,宥真虽然有才华,却因为她的写作带不来名利,受到丈夫和周围人的轻蔑和嘲弄。只有谈恋爱的时候,她的诗歌才像某种化妆品似的,能让宥真多出一点儿魅力。但即使是这种吸引力,也如过眼云烟,恋情匆促而颓丧,婚姻沉闷而失败,找不到喜欢的工作,以至于宥真挣扎着想: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男性,女诗人、女作家才能迈向成功?在小说的最后,不怀好意的文坛大佬终在讨伐声中跌下神坛,而宥真在平淡孤寂的生活中,与诗歌为伴,贫穷但清高。

  这些女性人物都有生活的基底,但又是虚构出来的理想化形象。女性主义一旦融入小说里面,它的骨肉血脉其实也是打碎了糅和进人物和故事中,是混沌、暧昧、矛盾和纠结的。现在分析文本时,她们身上的女性主义成分非常重,但写作时,我关心的是她们最感性的部分。

  记 者:想必不仅女性身份对您的写作有影响,民族身份也有很大的影响吧?

  金仁顺:我接受自己的多重身份,虽然每种划分都难免简单、粗略,但这些划分仍然能够体现出一些共同特质,对作家而言,能多个身份和视角,总会多一些惊喜。不过身份的多样性是外部的,或许能够丰富写作题材,跟作品的深度和思想性却关系不大。好作家和差作家从来不是通过身份的复杂性来决定的,是某些作家写出了让人感动的作品,通过作品回溯到作家身份的种种,这才有意义。

  记 者:您对短篇小说创作十分擅长,能谈谈您对短篇小说的看法吗?这十年来,您最满意自己的哪部短篇小说?

  金仁顺:短篇小说,短的只是形式,其他的要求跟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注定要更浓缩、更凝练,言有尽而意无穷。我没有“十分擅长”,事实上,写作了这么多年,每次写一个新小说时,仍旧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谈不上对哪篇小说特别满意,每篇小说都是生活中的某个尖角刺痛了我,从而引发了我写出来的欲望。比如说《小野先生》,是我20多岁时见过的一个日本朋友,他50多岁了,讲起他父亲年轻时参加过侵华战争,在漫长的余生里,始终生活在愧疚中,说自己不配死在洁白的床单上。当时我很受触动,原来,那些侵略者不只是双手沾满了鲜血,他们也会像麦克白夫人一样,想尽办法把手上的血再洗掉。但杀人的血是洗不掉的,只能用自己死亡的血覆盖其上。再比如《喷泉》,我少年时代生活在矿区,《喷泉》里面的情感故事虽然是我虚构的,但小说里面的细节、情绪,以及绝望都是真实的,小说里面的“假”,比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更“真”。这就是小说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记 者:这十年在您的创作坐标上,大概属于怎样的十年?

  金仁顺:我的写作时间已有二十六七年了,最近的十年,和以往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写作是我的职业,对于写作而言,有没有我,无关紧要;但对我而言,没有写作,我的人生将失去大部分意义。但这十年有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我进入了中年,我的写作也从热情热爱转变为职业和日常。少了激情飞扬,多了沉稳清晰。眼下我没有办法为我的创作坐标定位,这十年的意义,我能确定的是:能成为作家,何其幸运!这个职业对我而言,是最最美好的。

(编辑:郝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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