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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望》:传统中无限生发的“新”

时间:2022年12月01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付秀莹 张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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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琴:第一眼看到《野望》的书名,首先想到的是杜甫的七言律诗《野望》。二者创作的时代不同,书写的内容不同,但是对普通民众的那种深沉情感却是相似的,这也是初读《野望》时最打动我的地方。写这部小说的缘起和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

  付秀莹:写《野望》的愿望其实一直埋在心底。2016年《陌上》出版之后,意犹未尽,甚至感觉对生活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对我的芳村、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时代巨变中的普通民众,我怀抱着一腔痴心热肠。这种情感随着年岁渐长,随着在城市生活中沉浸越来越深,变得越发深厚、越发朴实纯粹。虽然离开故乡多年,但我的精神根脉深扎在那片土地上。我对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对我的父老乡亲,可以说是牵肠挂肚。我想替他们写下他们的生活,为他们这些平凡的无名的普通百姓立传,描画出他们在时代激流中奋力前行的面影。

  起名字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一出口就想喊它《野望》。后来也有朋友建议改一下,觉得不够通俗好记。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叫了《野望》。觉得就该叫“野望”,恰切、妥帖、自然而然。杜甫的诗太有名了,“野望”这样一个弥散着古典气息的名字,一看就觉得满怀家国心事,苍茫、沉郁、素朴而宽阔。我想之所以觉得野望这个名字妥帖自然,大约是传统这个东西太强大了,它早已经渗透到你的文化血脉深处,默默滋养润物无声。

  张晓琴:《野望》呈现的是芳村的一个历史横截面,所叙时间大体为一年,用二十四节气来建构,每节前有《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授时通考·天时》《礼记·月令》《岁序总考》《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等古典文献中关于节气的文字,又引用了李白、元稹、邵雍、苏轼、陆游、范成大、曹操、白居易有关这一节气或时节的诗,形成一种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这是《野望》独特的、有意思的地方。

  付秀莹:我固执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脉更深地扎根在乡土之上,如同滔滔河流奔腾不息,千载而下,在乡土中国的河床上淤积沉淀下来,是传统的,也是民间的。在中国乡村,二十四节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人们不说星期几、几月几日,他们更习惯说初一十五、大暑小寒。传统的民间的强韧的文化根脉,如此茁壮如此蓬勃,它几乎贯穿着乡土中国的日常生活,成为乡村的一部分,贴心贴肺,深入骨髓深入血脉。《野望》中人们日常起居、婚丧嫁娶、风俗习惯、人情往来,都与这种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在《野望》里,这种传统与我要写的现代正好形成彼此映照。新与旧、常与变、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庙堂、历史与当下,我对其中的关系种种饶有兴致。

  张晓琴:小说中引用了二十四首古诗,最后一节“冬至”中引用了杜甫的诗,这样的设置仿佛与题目有呼应,是巧合,还是有其他考虑?

  付秀莹:老实说写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但写到最后的时候,忽然发现这样处理太好了。创作状态好的时候,我对“如有神助”这个词深信不疑。

  张晓琴:回到小说内部,仍然在写那个我们熟悉的芳村,但是书写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次的芳村仿佛不再有秘密,被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野望》可谓是当前中国农村的一个精神缩略史,它写的显然是新农村的新故事,如何理解这“新”的本质?

  付秀莹:“新”肯定是从“旧”脱胎而来,正如“变”和“常”的关系。《野望》意在写“新”,新时代、新乡村、新气象,但我并不想像我们熟悉的一些主题创作一样,一味高声歌唱,震耳欲聋,以至于我们的听觉变得麻木,不再敏感地听到那些更为细腻微妙、丰富幽深的部分。我想,高声歌唱固然是重要和必要的,但如果愿意真正俯下身子,深入到时代激流中去,深入到人群中去,恐怕还需要调门放低,寻常姿态,说些百姓的家常话、家务事、儿女情、经济账,亲口尝尝新乡村酿出的这杯新酒,告诉人家是何等滋味,才有可能是可信的,也是可贵的。我关注这“新”在乡村大地上的萌发、生长、收获的过程。这“新”是无限敞开的,具有丰富可能。

  张晓琴:好的小说必然有让人难忘的细节,《野望》是由细节的洪流层层推进的,仿佛自然主义的再现,又经过了精心的处理。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这样的方式?这些细节是通过采风和田野调查得来的吗?您为此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付秀莹: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无边无际的日常,很难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发生,但细节无处不在,可以说绵绵不绝的细节构成了我们的日常。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流水一样的大量细节,写出生命长河的生生不息。人们在日常中活得耐烦,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时节如流,而万象更新。新与旧、常与变的内在逻辑也在其中。我经常回到村子里,生活在村庄里,跟他们一样,操心着东家西家。七大姑八大姨几乎所有的亲戚关系,都像大树一样深扎在邻近几个村庄,牵藤扯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一直深度参与介入他们所有的人情往来,庆吊丧娶,各种乡间琐事。我不用特意去田间调查,因为我就身在其中。当下乡村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的所有拐弯抹角之处,我都一看就懂,深谙其味。

  张晓琴:《野望》中的声音复杂,是多声部的、复调的,从中可以听到叙述的声音、各种人物的声音,还有一个声音很特殊,是村里大喇叭的声音。这个喇叭里的声音与主人公翠台琐碎日常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但是两种声音最终指向的都是新乡村的美好生活。它们在变奏与复调中最终达成一致,是否这样的复调才能更加立体地呈现出当下的乡村?

  付秀莹:在《野望》里,我不断地写到芳村的大喇叭。怎么说呢,大喇叭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村庄,这样的喇叭必不可少,它担负着多种功能:广播消息、宣传政策、娱乐群众、发号施令。在《野望》中,大喇叭里不断传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是国家政策,关于乡村振兴、关于生态环保、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有时候是民间信息,卖桃子的来了、卖韭菜的走了、哪里有招工的、谁家丢了一只猫;有时候放一出戏,河北梆子《打金枝》《空城计》《龙凤呈祥》。这些声音通过大喇叭,传遍村庄、田野、河套、果园,同乡村的风声雨声混杂在一起,同村里的鸡鸣狗吠、闲言碎语交织在一起,与邻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遥遥呼应。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宏大与琐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彼此缠绕彼此激发,有一种丰富复杂的意味在里面。

  我是在后来才发现,大喇叭这样一个无意的装置,其实是一种隐喻。通过大喇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激流中新的表情、新的气质、新的风貌。大喇叭在村委会,然而它又无处不在。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在村庄里不断回响不断激荡,这是一种富有意味的形式。它大约只属于中国乡村,或者说,只有中国乡村,才能为这种形式赋予丰饶而广袤的想象空间。

  张晓琴:《野望》中有四代人,翠台的父亲、婆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形象,翠台这一代似乎是个过渡,他们也在努力地追求美好生活,但是机遇不是很多。翠台这一代人过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而是在逐渐摆脱传统的农耕方式;但是小说又以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来建构其框架,人物又都按着传统的农耕文明来计算时间、过各种节日。为什么这样处理?

  付秀莹:这看似矛盾,但在当下中国乡村却是一种真实存在。我想努力写出新变是如何发生的,新与旧、常与变、明暗、隐显,驳杂丰富,复杂幽深。我想真实呈现给读者,让他们不仅看到新,看到变,也可看到更多,看到其中的内在逻辑。

  张晓琴:翠台渴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有出息”。儿子大坡一开始不懂事,后来走上了科学养殖的路。女儿二妞是农村出身的新一代青年形象,她在大城市读了大学,却主动要求回芳村建设乡村。这与翠台对她的期望完全相左,翠台为此伤心落泪。之前《他乡》中的翟小梨是一个知识女性,她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的人生历程,这样的历程似乎更为现实,也更为符合大众的选择。《野望》中二妞的选择是一种希冀,还是真有原型?

  付秀莹:二妞这种形象,在以前的乡村根本不可能出现。以前的乡村,翟小梨才是“有出息”的代表,是乡下人的理想和英雄。但在当下,二妞这样的新人不仅存在,并且越来越多,最终将成为一种新趋势新潮流。新一代青年回乡,正是新时代独有的新事物。新人新事、新前景新格局,正在构成着新时代乡村的崭新生活。

  张晓琴:二妞回芳村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回家”,而她的母亲并不希望她回来,这“回家”是否能真正实现?或者说,她回到的芳村已经不是她离开时的芳村,她回到的是一个面向现代文明发展的芳村?二妞这一代将经历怎样的人生?

  付秀莹:我想是能实现的,并且应该能。二妞可不是在跟翠台商量。新一代青年是有主见的一代,也是有雄心的一代。见识了城市之后,再回到芳村,二妞应该也不是当初的二妞了。新一代如何在新乡村展开他们崭新的人生呢?这也是我热切关注的。那应该是另外一种新的中国故事了吧。

  张晓琴:《野望》的变化确实很大,仿佛作者完全下沉到乡村,写日常生活的笔触之细腻让人想到《红楼梦》,细节的洪流与贾平凹《秦腔》的感觉很像,这样的变化其实暗含着作者写作立场的一次转换。之前的《陌上》更多的是以他者的目光书写乡村生活,《他乡》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女性的自我经验和成长史、心灵史的发掘,而《野望》更多的是隐去作者的对当下乡村世界的“野望”,这样的变化让人惊喜,也让人对后面的作品产生期待。您未来肯定还会有书写芳村的延续性作品,目前有没有明确的想法?

  付秀莹:写《野望》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得失心,反倒因此得了自在,写得放松、诚恳、朴实,我也由此获得了珍贵的成长。以后肯定还会写芳村,这对我是一个富矿,我愿意不断深挖下去。

(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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