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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琐忆

时间:2020年08月24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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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琐忆

  现在的文学奖名目繁多,文学圈内最看重的还是中国作协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作协就主办了3届全国文学奖,这可是当年的权威奖项。在那个文学的时代,这个奖项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产生很大的导向作用,也可以算作是现在“鲁奖”和“茅奖”的前身。
  就诗歌来说,在“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之前,八十年代还由中国作协主持过一次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评奖范围是1979年- 1980年发表的诗歌。这是八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家级诗歌奖项,正处于新时期新诗的爆发期,那次的获奖作品有35首,其中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叶延滨的《干妈》、杨牧的《我是青年》、韩翰的《重量》、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骆耕野的《不满》、流沙河的《故园六咏》和梁小斌的《雪白的墙》等等,获奖作品几乎都是流传广泛的名篇。
  全国文学奖是1984年设立的。和鲁迅文学奖一样,全国文学奖以文体分设评委会,名单先在《人民日报》公示,然后正式确定下来。新诗是只评诗集,不评单篇,所以全称是“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
  “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的评奖程序是,由各省作协和全国重要出版社按分配名额推荐,每届推荐的总数是200多部。再由读书班子(也称专家班子)确定向评委会推荐的获奖书单,每本推荐诗集附上500字的推荐语。读书班子由中国作协聘请著名评论家组成。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的差额推荐不同,全国文学奖是由读书班子向评委会等额推荐。本届要评多少本,读书班子就只推荐多少本,最后,由评委会阅读、评议、投票通过。
  第一届全国文学奖评选1979年- 1982年出版的诗集,这就不限于中青年诗人了,所有年龄层次的诗人的作品均可参评。最后评出一等奖7名(艾青、张志民、李瑛、公刘、邵燕祥、流沙河、黄永玉);二等奖3名(胡昭、傅天琳、舒婷)。艾青的获奖诗集《归来的歌》后来成为诗歌史上新时期一个重要流派“归来者”的命名来源。二等奖的两位新秀傅天琳和舒婷,虽然是年轻的新人,但是当时已经名满全国。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和舒婷的《双桅船》都拥有巨量粉丝。
  我是第二届全国文学奖的读书班子成员。读书班子是最辛苦的,每个人连床下都堆满诗集,在北京八里庄读书半个月。日夜读书,我的眼睛都有些红肿了。首先检查版权页,看出版时间是否合乎要求。读书班子常有讨论,也时有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由于读书班子成员的审美标准是大体一致的,所以最后总能取得共识。第二届评出16本诗集,按诗集出版时间,作者分别是艾青、杨牧、晓雪、牛汉、邵燕祥、周涛、林希、邹荻帆、张学梦、李钢、曾卓、李瑛、雷抒雁、张志民、陈敬容和刘征。
  在这届获奖诗集里,牛汉的《温泉》在读书班子里呼声最高,评价最好,在评委会也获得了全票。颁奖以后,我把这个情况告知牛汉,牛汉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温泉》收入的几乎都是牛汉在“文革”期间写于五七干校的诗篇。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这部诗集是历尽坎坷的诗人的心灵轨迹,既写进了心灵的深处,也写进了历史的深处。
  李钢是重庆诗人。记得李钢从北京领奖回来后,给我打电话,要在重庆市中区的两路口一家著名餐厅请我吃饭,他说他请到了一位资深大厨。那个时候“蓝水兵”李钢可是名震神州啊,在读书班子里根本没有异议。我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远郊的北碚,和重庆相距40多公里。那个年代,往返市中区的两端,何其艰难。当时又没有出租车,如果吃了那顿饭,还得赶最后一趟晚班车回学校。我在电话里对李钢说:“算了,李钢,祝贺你,吃饭就拉倒吧! ”
  1988年举行第三届全国文学奖评奖,我再次应聘参加读书班子。读书班子的工作在1988年1月18日结束,我准备次日返回重庆。谁知18日突发紧急状况:一架由北京飞往重庆的客机22点15分在距重庆白石驿机场约5公里处坠毁,10名机组人员、 98名中外旅客全部不幸罹难。这场悲剧后来叫“重庆1·18空难” 。消息传出,一片惊慌,家里发来电报,要我赶快退掉1月19日的机票,改乘火车回重庆。18日晚间中国作协书记处宴请读书班子,时任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唐达成率全体书记出席,我被安排和艾青同在一席。我向艾青说了这事,艾青对我说:“吕进,别去退票了。你想想,这个时候乘飞机应该是最安全的。不可能一架一架地往下掉吧?”我听从了他的劝告。
  在《人民日报》公示的第三届评委会名单是:主任艾青,副主任公木,委员臧克家、冯至、李瑛、杨子敏、张同吾、谢冕、吕进、阿红和李元洛。绿原原本是初步名单中的副主任,但是他本人报了奖,因此依例取消,改由公木接任,公木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这届评委会仍以北京人士为主,几个京外人士是吉林的公木、四川的吕进、辽宁的阿红和湖南的李元洛。我和阿红既是读书班子成员,又是评委,成了贯穿始终的“特殊人物” 。
  第三届评奖,也就是最后一次全国文学奖,诗集奖评委会是在北京北纬饭店举行的,年事比较高的几位评委,如艾青、臧克家、冯至都不住在宾馆。有一天,我们几个评委里当年的年轻人向冯至索要墨宝。冯至为我们每个人写了一个条幅。给我写的是郑板桥为自己书斋撰写的那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第二天开会时,我正在就一本诗集的评价发言,李元洛开玩笑说:“吕进,讲话简短些,冯至先生不是叫你‘删繁就简三秋树’吗? ”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冯至很为不安,连忙摆手,说:“不,不,不,我还有下一句嘛:领异标新二月花。 ”大家都笑起来。
  李瑛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出访日本,所以提前投票,他的选票事先密封在一个信封里,计票时由艾青当众拆开。第三届评奖虽然充满争议,个别人选还征求了中国作协书记处的意见,但10部获奖诗集,完全是读书班子推荐的书单,只是票数有差异,获奖作者是:叶延滨(《二重奏》)、绿原(《另一只歌》)、李小雨(《红纱巾》)、刘湛秋(《无题抒情诗》)、郑敏(《寻觅集》)、北岛(《北岛诗选》)、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叶文福(《雄性的太阳》)和晓桦(《白鸽子,蓝星星》)。10人中有个四川新人,是个彝族诗人,叫吉狄马加,在四川凉山。我不认识这位诗人,也是第一次读到他的诗。
  吉狄马加的获奖诗集是《初恋的歌》,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很棒。这部诗集由我起草读书班子的推荐语,我在评委会上详细介绍了读书班子和我本人的意见。这本写少数民族的诗集,摆脱了通常的套路,不只是靠展示民族的风俗风情取胜,而是着墨于人性和人情,写得很美,所以,在少数民族题材的报奖诗集中,显然高出一大截,是过去很少见到的优秀之作。我在评委会上说:“这本诗集也许告诉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新人出现了。”颁奖后不久,我到成都参加四川省作代会,吉狄马加找到我的房间来看望,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一个“秘密消息”:他可能从凉山调到成都,到四川作协工作。我很高兴,说“祝贺,祝贺哟”。后来,他由成都到北京,现在已经是蜚声中外诗坛的著名诗人,《初恋的歌》只是他走出的第一步。
(编辑:卢新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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