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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题创作一定要有创新性的表达

时间:2021年10月1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邓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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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联组织召开“首都重大主题文艺创作的趋势与经验”专题研讨会,专家热议——

重大主题创作一定要有创新性的表达

  “对于近些年来的重大主题文艺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在过去,那些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受众范围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而近些年的重大主题创作却实现了‘破圈传播’,拥有了‘全民接受度’。”在“首都重大主题文艺创作的趋势与经验”专题研讨会上,说起最近热播的几部重大主题影视剧,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基础部主任、教授赵晖以一个“小例子”证明了她所提到的变化:“在豆瓣网上,2016年播出的电视剧《海棠依旧》有着9.0分的高分,但参与评价的人数只有9000余人;而2021年播出的《觉醒年代》不仅达到了9.3分,参与评价的人数也达到了37万人。”

  实现“破圈传播”的并不只有《觉醒年代》,今年,北京市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的重大主题,创作推出了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革命者》、《长津湖》、舞剧《五星出东方》等一批精品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进一步加强重大主题精品创作研究,推动首都文艺创作向更高质量发展,10月9日,北京市文联组织召开“首都重大主题文艺创作的趋势与经验”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对近期重大主题创作作品所引发的舆论热潮进行了热烈讨论,同时也探讨了这些“热门”作品所带来的艺术创造和审美创新效应。

  “实现了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说起《觉醒年代》《五星出东方》等精品力作,北京评协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指出,这些受欢迎的重大主题作品都有着各自的“个性”和“创新点”:电视剧《觉醒年代》展现出艺术典型化再构型的新趋势,电影《革命者》证明了以写意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美学传统可以结出当代传承的硕果,《长津湖》“票房口碑双赢”说明重大主题文艺创作可以走艺术风格化道路。而对于舞剧《五星出东方》,王一川认为,它通过跨学科和跨媒介想象力汇通产生出了新的创意。

  研讨会上,《觉醒年代》《长津湖》等近期热播的影视剧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在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看来,这些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实现了三个“结合”——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历史性与政治性的结合、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结合——“这些作品既符合历史史实,又用艺术的手法来进行呈现;同时,它们在反映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回应了当下重大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此外,它们也将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顾及了当下观众的接受心理。”

  “应充分发挥创作者的个性”

  自2019年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后,由多个导演一同执导的“集锦片”成为了重大主题影视剧拍摄的重要形式,国庆节期间热映的电影《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都用了这种拍摄方式。“在《长津湖》中,作为导演之一的陈凯歌在叙事及整体的把握方面发挥了他的优势,而徐克和林超贤则在动作场面、剪辑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这并不是简单的‘拼盘’,而是把不同导演的个性结合为有机的整体,释放了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对于类似的“集锦片”,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应充分发挥创作者的个性,实现“1+1>2”的艺术增量效果。

  除了相关影视剧,与会专家也聊到了以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题材创作的舞剧《五星出东方》,自今年6月首轮演出以来获得了广泛好评。“《五星出东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蕴含着实验性的探索。”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真认为,《五星出东方》打破了以往民族民间舞蹈或者西域舞蹈风格的限定,叙述方式上打破了雅俗的边界,直接打通了与观众的情感联结,体现了舞蹈创作的前沿探索。“这样的创新表达,是其成功的关键。”刘晓真说。

  “重大主题影视剧创作虽然不能太过于娱乐化,但一定要有创新性的表达。”提起创新,饶曙光认为,《觉醒年代》《长津湖》等之所以能广受好评,就是因为它们有了更多创新性的表达,提供了跟观众对话的更大空间,形成了跟观众的良性互动,“在保证作品品位的基础上,更加能吸引住观众”。“影视作品创作的每个环节、每个层面都不能出现短板。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大策划和创意的力度,影视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注重创意。”饶曙光认为,对于重大主题创作,应该给予创作者更大的包容度和创作自由空间,激发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给创作者以足够的创新空间。

(编辑:刘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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