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院建校85周年学术文献展回顾“85新潮”

那时候，人人都想着要变一变

　　在当代美术史上，1985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策源于中国美院、辐射全国的“85新潮”至今影响深远。今年正逢中国美院建院85周年，“八五·85”学术文献展9月6日晚开幕，让观众重温那段充满艺术激情的岁月。

　　与一般的校庆学术文献展以编年排序不同，“八五·85”学术文献展直接以1985年为切入口，分为“论争”“突围”“历程”“新潮”4个板块，勾画出“85新潮”的路径图——“85新潮”始于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1985届学生毕业展，不少毕业作品在美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为了梳理学院85年来的学术网络，文献展还选择了经历过1985年的85位校友作为个案，制作了总长约30小时的85部视频短片，通过85台显示器在展厅里同步播出，组成了一个发光体的方阵。其中有首任校长林风眠，当时他在香港步入晚年的又一艺术创作高峰，还有吴冠中、赵无极等大家巨匠，沙孟海、李可染、陆俨少等书画宗师。

　　本次展览是中国美术学院85周年校庆的主要学术活动，至9月15日结束。

　　“85美术运动”，后来被称为“85新潮”，是中国美术在新时期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在浙江，潮流的声音是从浙江美院1985届毕业生的毕业答辩教室传出来的。之后，又传到了南山路上的美院陈列馆，它汇聚成展厅里的那一束冷光，足以将靠近它的人，逼退到墙角。

　　在众多亲历者的记忆中，那段岁月有两个征候，是之前与之后的年代所不具备的：开放与实验。而主角，始终是那群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年轻人。

　　1985年的浙江美院，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时候，学校恢复高考已历7年，老教授们回到工作岗位，教学秩序渐次恢复。都市生活渐渐泛起了颜色，霓虹、发廊、影像、卡拉OK……声色的光亮，足以刺激校园里的年轻人寻找城市生活的真相。

　　于是，互掐，成了上世纪80年代美院老师和学生的“任务”。

　　一场答辩

　　每个年龄层次都在“动”

　　1985年，《美术》杂志九月号刊登了《浙江美院的一场辩论》，报道了1985届学生毕业展及其在学院内外引起的一系列论争。

　　提到论争，人们的想象是这样的：学生为争取个性表达与创作自由，与保守派的老师进行着抗争。实际上，恰恰相反——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学生们的作品在老师看来——居然如此冷漠、呆板、缺乏激情和生活气息、手法单一、缺乏个性与表现力。

　　那届毕业生很少，主要来自油画、雕塑、国画、工艺系等。比如国画系，只有3个毕业生。油画系班主任金一德和系主任郑胜天，一起指导学生创作，学生辩论一天，老师们辩论3天。

　　“本来3个工作室，应该画得不一样，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希望大家搞创作，有真情实感。但这个辩论一开始，来势蛮猛的，有一种否定的倾向。耿建翌的创作，画面上两个人老是不笑的，画得很冷漠，画得没有感情。刘大鸿的东西，就……就不要看了。”金一德回忆当年的“争锋”，笑了起来。

　　人文关怀、关注现实、个性化的表达，放到现在来看，也是毋庸置疑的创作观。回到1985年，老师们从“文革”中劫后重生，恰恰也处在“我要人文，我要真正的现实”的思考中，甚至鼓励学生画抽象画。

　　“我们一直以为这都是学生们追求的话语，没想到，这反而是老师们赞成的。”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高士明说。

　　学生们所关注的现实，没那么人文与热情。

　　冷色的灯光下，一男一女，面无表情，左边的男人在看报纸，眼镜蒙着一层灰。这是耿建翌当年的毕业作品，名叫《灯光下的两个人》。“我是抄自己一幅静物画的，原来是两个空瓶，后来变成了2个人。”老耿这样解释“创作”。空瓶与人，足见都市的疏离感。

　　“那时候学院是有点乱的，我说的乱，是让人非常兴奋的那种乱。”耿建翌说，那时候老师与学生几乎天天都在讨论。“争论对人的促进很大，第二天继续掐时，又会出来新的内容。”

　　“各个年龄层面都在动，动就是求变，生机勃发，社会流动性特别强。但当年绝不是形成一种学校在压制、学生在造反的情况。”

　　作为老师，郑胜天参加了学校里的教学会议，为学生的毕业创作答辩了3天。

　　课桌拼成了一个四方的会议厅，几盏吊灯，几把水壶，四方辩论的声音，足以让简陋的答辩教室沸腾。郑胜天坐在中间，随时“见招拆招”。“我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我们不能帮助他做什么，也不能禁止他做什么，但你要让学生做他愿意做的。”

　　金一德说，当年，打破油画创作单一化的导火线，就在中国美院。

　　一场展览

　　用冷漠反思现实主义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如果要选一张面孔做代表，便是罗中立的《父亲》：人文、沧桑、现实主义，“脸上全是故事，非常文学性的作品。”高士明说。

　　到了80年代中期，“85新潮”之时，要再选一张面孔，那一定是耿建翌的《第二状态》，一个光头，铺满画布，撕心裂肺地笑，冷，且荒诞。

　　现实究竟是热情，还是冷漠？两张面孔，是两种对人的理解、对现实的理解。

　　1985年12月2日至15日，“85新空间”展览在浙江美院陈列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院美术馆举行。展览的参与者几乎全是浙美的学生。展览的调子自然是孤寂冷漠。

　　张培力、耿建翌等人的“冷处理”与黄永砯的“非表达”遥相呼应，构成了80年代对艺术本体和存在状态最为深刻的反思，而“85美术运动”的整体概念也在这次展览上首次确立。

　　“学生们对现实的理解，与老师辈不一样。他们发现异化了的人的生存状态，才是现实。荒诞，是人生存的终极状态。只有在希望、期待、梦想、焦虑之中的人，所感受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高士明说。

　　很多人要问，1985年的社会，一下子涌入大量新事物，深受现代主义洗礼的学生们从现代哲学、文学和艺术中汲取出养分与能量，为什么呈现出的艺术观念是如此冷漠的现实？

　　耿建翌当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都是关于理发店的故事。两个正在烫头发的少女，同样的衣着、打扮，依旧面目模糊，依旧的冷色调。

　　“过去，理发有一个手动的推子，穿着白大褂的老头给你刮脸。80年代，整个社会变化了，杭州出现了发廊这样的名词，理发店开始承包，理发师穿着花哨的衣服，人们头上罩着‘大锅子’烫发，一切开始程序化，连微笑都一样。”

　　“当中国所有地方都在搞乡愁、寻根时，浙江美院的学生注意到了冷漠、疏离、荒诞。”高士明说，这是当时城市、艺术最大的爆破点。1985年，浙江美院抵达了荒诞，发现了现实的另一面。

　　一个社团

　　前卫艺术的策源地

　　“85新空间”的展览使浙江美院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群体。到了1986年5月27日，张培力、耿建翌等组成了“池社”。

　　1980年入校的张培力，在毕业3年后，拍了一个名为《30×30》的录像作品，被称为中国的第一部“录像艺术”。而在学校时，他的作品《仲夏的泳者》里，几个没有脸孔、没有表情的人，被老师勒令改了好几遍。

　　“我不要个性的东西在画面里出现。笔触的平滑，把个人的主观情绪尽可能放到表象之后，是很重要的事情，艺术家不需要张扬地说我受了多少苦，我对世间有多少看法。”张培力这样解释自己的“冷处理”。

　　就这样，在80年代中后期，杭州成了前卫艺术的策源地，学院的艺术家们，从浙江美院开始，把“实验”二字，撒播到了全国各地。

　　黄永砯等人在福建创办“厦门达达”，成了“85时期”对于艺术史、艺术价值及其认知规则最初也最彻底的颠覆。而谷文达等人从1983年开始的一系列大型观念性水墨作品，启动了中国当代水墨的第一轮实验。谷文达是中国最早用错别字来搞创作的人，但他的老师，却是陆俨少先生，根红苗正的一位文人画家。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80年代中期也受到学生们的影响，“偷偷”搞实验。

　　他尝试做了一个小展览，用绚丽的西洋色彩画山水画。很多人看了，有点接受不了：俨少先生，没必要。

　　“陆俨少听听风气不好，这批画就没再拿出来了。但这种求变、开放的意识，在当时已经这么浓了。”高士明说，直到现在，那场实验或许依旧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