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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感恩

时间:2022年07月06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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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感恩
——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学术论坛探讨“作家与剧院”
  一部戏要长期演下去,好剧本是核心。一部戏能超越时代、成为经典,正因为观剧感受如看身边事、身边人。“有共鸣,有所悟。这是一部戏能长期演下去的关键所在。”1987年,当时十分年轻的何冀平开始动笔写剧本,北京人艺的剧本组有着极为宽松的创作氛围,剧院不给剧作家任何压力,特别是时间上的限制,何冀平用3年时间为北京人艺写出了《天下第一楼》。至今,何冀平都很怀念北京人艺的创作环境,离开剧院后,再也没有那种宽容了,“人艺给了编剧最为看重的一点:‘尊重’,不论多高的职位、多大的演员,都称呼我们‘作家’,改一句台词,也必要过问编剧。”《天下第一楼》演了30多年,至今仍只字不改。
  不久前,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举行了纪念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学术论坛。其中的一个主题——“作家与剧院”便特别邀请作家、剧作家陈彦、莫言、刘恒、郭启宏、何冀平、万方等在线下、线上畅谈感悟。于是之在《天下第一楼》公演后写过一篇《贺何冀平》,他在文中说:“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本版特别呈现和讲述作家与剧院发生的故事,以及从这些故事中感悟到的尊重与感恩。
 
一条“游动的大鲸”
陈彦  
  在我的印象当中,北京人艺就是游动在深海中的一条大鲸,从容而淡定,悠游而自信,无论戏剧文学、演剧风格还是丰富多彩的戏剧美学探索,都呈现出既有异峰突起,又有高度综合性的整体勃发态势。70年过去,水盆显影一般地愈发清晰起来,剧院始终善于在历史中勘探现实需求,也善于在现实中整体把握历史的脉动与朝向,并能从人类的演剧创作结晶中汲取广普的美学与精神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与生命样貌形塑。
  回溯北京人艺的70年历史,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始终在思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幸福安康问题。这是一个大剧院的文化自觉,也是一个大剧院的历史担当。我觉得,一个剧院如果没有一批有大格局、大情怀、大担当的人是走不远的,小情小调、风花雪月、追风逐浪固然需要,但大剧院就应该像巨鲸一样面对大海,应该有更大的吞吐量、更长远的目光,否则就立不住脚,甚至会摇头晃脑,不知所向。
  戏剧不能不关注现实,这是人类戏剧史已经反复告诉我们的经验。我们生活在现实当中,作为戏剧人,如果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不出声音,就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被时代所遗弃。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在努力向现实推进,作为反映时代最灵动、最具有生命活性的戏剧艺术自然应该有更深广的视角去努力“破镜”,并用多维的美学与纪实手段对现实进行更有力的“洞穿”。
  北京人艺70年的演剧经验告诉我们,关注现实、关注当下是剧院的生命线,这里有英雄史诗的抒写,有普通人命运情感的真诚表达,有波澜壮阔的时代演进图谱,也有洞幽发微的个人生命困境窘态。戏剧不关注现实,现实就不会关注戏剧,戏剧永远是现实最亲密的朋友,这是群体观剧样式所决定的一种关乎情感共鸣与生存样态的直接互动,不可须臾或缺。戏剧也是历史的自然担责者,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讲述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历史,它有巨大的概括力、隐喻力与纵深性,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荷载历史道义的“铁肩膀”之一。
  北京人艺70年创作演出了无数的历史题材作品,对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有着大河星月一般的开阔讲述,如颗颗珍珠镶嵌在源远流长的星辰河海当中,蓦然回首,令人感慨与惊叹。时至今日,我们更有信心、有能力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无论从传统、经验还是观赏习惯等方面,戏剧都有对大历史与民间社会生活的独到诠释、传播力与话语力。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因而我们就有更大的责任去做好接续工作,使之永远涌流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应该充分打开历史剧的创作空间、传播空间、认知空间,让它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好中华文明的主阵地。
  话剧是世界戏剧的一个门类,传播到中国也就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中,以北京人艺老院长、也是中国剧协原主席曹禺先生为代表的无数智者、先贤与中坚力量,用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实现了这门艺术的民族化转换,以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天,虽已然成为蔚为大观的艺术宝库,我们仍应该保持这门艺术的开放性,向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学习借鉴,要让中国观众看到世界戏剧的精华与新成果,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促进交流互鉴。在这个方面,北京人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戏剧是积累的艺术,是可以反复打磨提升的艺术,是可以通过表演实现永生的艺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总是会留下诸多遗憾,而戏剧可以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复活”弥补任何先天不足,从而实现真正的经典化。戏剧故事大多充满了结构的严密性、完整性,以及细节的丰富性、生动性,这都与它的动态存活方式有巨大关系,于一次次的再现中,无数的艺术家和与他们产生生命互动的观众不断地贡献着聪明才智,才让故事更加美好、风格更加鲜明、人物更加传神、思想更加睿智。因此,戏剧的反复上演是继承与淘汰这门艺术的试金石,自有一代一代伟大的观众来检验作品的成败优劣。北京人艺定期让一批批优秀的作品轮番上演,并不断地推出新作,其本身就是一种规律性的生存演进。及时提升是打捞,也是重生,更是完成文化不动产的积淀过程。
  而“狗熊掰玉米棒子”似的掰一个落一个的生产方式,是典型的戏剧艺术政绩工程,值得高度警惕。剧院是剧作家的精神归宿,爱剧院就是爱我们活生生的自己。我曾多年在剧院工作,最享受的姿态就是坐在最后一排静静地看观众反应,我在千人剧场体悟到了民众聚合的力量,更能感受到一个时代集体的精神诉求与质地,剧院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兜售杂货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圣殿,我们可能难以增添有恒久价值的建构,可也不要成为败坏或倒观众胃口的那个“助产士”。
  我心中的北京人艺是群星灿烂的星空,也是一头汪洋中的大鲸。不需要抓耳挠腮,不需要轻佻浮躁,也不需要过度包装,目标笃定,勇毅地游向无穷的远方,游向中华民族和世界戏剧的纵深海洋。
  (陈彦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要用后半生的时间,
努力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
莫言

话剧《我们的荆轲》海报
  这两天,一直关注着北京人艺70周年院庆的一系列活动,尤其看到70周年院庆日当天的《茶馆》直播活动有5000万人收看、参与,令人十分震撼。这说明话剧的观众和喜爱者数量越来越多,也说明北京人艺在全国的话剧爱好者、戏剧爱好者,以及文学爱好者、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跟北京人艺有过合作关系的写作者,我感到与有荣焉。
  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来,为国家、人民奉献了无数的好戏,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北京人艺的剧作一直热切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现实生活,与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与人民的情感紧密相连,说出了老百姓想说没有说出的话,表演出了老百姓想表演没有表演的姿态,这些丰功伟绩历历在目,所有中国话剧爱好者心里都对北京人艺有一个高度评价。
  我对话剧虽然是门外汉,但是一直是近乎痴迷的热爱者,我曾经说过,50多年前,当我初次通过《李白》学习写作的时候,我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一部话剧,当然这部话剧后来也没有上演,原稿因为我羞于再见到它,也就把它扔到火炉焚毁了,现在看也是遗憾,没准现在还有一定的价值,可能再上演。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我之所以用话剧开启自己学习写作的道路,是因为观看了话剧《于无声处》,以及从部队图书馆阅读到的郭沫若先生、曹禺先生的剧本,还有莎士比亚的剧本,使我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感觉到话剧是说话的艺术,也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跟文化水平高低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在我的乡村生活经验当中,很多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上过多少学,有的甚至还是文盲,所以村子里最会说话的人往往是没有读过书的人,这不由得让我产生一种思索——就是人的语言首先是跟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未必先跟文字建立某种关系,这也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念。既然不认字也可以妙语连珠,可以说很有逻辑的话,那么我只认识几百个字,又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刚开始就不要写小说了,学着写话剧吧。当然这是我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法,后来我在部队里还是慢慢地开始学文化,多认识了一些字。总而言之,我始终认为话剧就是写对话,把对话写好,话剧就站起来了,对话写不好就可能是别的剧。
  对于中国的小说家来讲,跟话剧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古典小说的看家本领就是白描,没有像西方文学那么多的心理描写,也没有什么意识流的描写,当然有梦境的描写,我们更多的依靠人物语言、动作、行为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我想中国的小说家同西方小说家相比,写话剧更没有障碍,也更容易转行。当然,我一直在写小说,但关于话剧的梦想、想成为剧作家的梦想,一直没有破灭。
  1996年后,我开始学习写话剧,先写《霸王别姬》,后来又跟北京人艺合作写了《我们的荆轲》,现在回头来看,有一些感受,更多的是遗憾。2019年,我跟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同事,第二次来到英国莎士比亚的故乡,那天下着很大的雨,但是来到莎士比亚旧居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跟我上次来的感受一样。来到英国的人如果没有去过莎士比亚的故乡,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不管是怎样的恶劣天气,都有人前来瞻仰。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对同行说,我要用后半生的时间,努力地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我希望我努力的创作会使人们对我的称呼加上一个定语,就是“他是一个剧作家”,或者“他是一个写剧本的人”。这就会让我感觉到此生非常圆满。
  所以,我今年一直在构思几个剧本,我想我的剧本未必能够适合北京人艺搬上舞台,未必能够在别的剧院搬上舞台,但是我想还是要写出来,写出来自我欣赏也可以。我想好的话剧剧本应该是一个文学作品,即便不搬上舞台,纯粹的阅读,也会对读者带来很多的艺术享受,因为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话剧是文学,然后话剧才是表演的艺术。
  (莫言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一座检验所、伊甸园、名人堂
刘恒

话剧《窝头会馆》海报
  一座剧院在70年的时间里,能够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在中国文化界绝无仅有,北京人艺的地位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文化上的享受。
  我是剧院的受惠者,在此向施惠于我的剧院表达感恩之情,我的不成熟的文字经过伟大的剧院和伟大的艺术家的创造,在观众那里产生了超出我个人预料的好的反馈,我那些干巴巴的在纸上趴着的文字,经过你们的表演活跃起来,变得有血有肉,变得生动,变得意味深长,我要深深地表达衷心的谢意。
  如果说作家和剧院的关系,在我的心目中,可能有三个象征性的比喻:
  一是,我把剧院视为我的语言检验所。当我在纸上用台词来刻画人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自己在代替那个人物发出声音,用它说的话表达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但是,这个在纸上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到了剧院之后,通过不同的演员、通过不同的角色才能发出声音,有的是我所期待的,有的完全超出我的期待,所以,我把它作为我的语言的检验所,我的语言创造最后达到什么结果,主要是诉诸听觉。我觉得,在剧院里,视觉都是次要的,听觉极其重要,哪怕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演员的脸、看不清他们具体的身型,但是他的台词我能听清楚,我通过我的听觉来接触这个人物的内心、接触他的灵魂。在剧院,这种享受是其他地方得不到的,所以我把剧院当作我文字语言创造的一个检验所,它会给我们一些出乎意料的答案,让我来修正自己的创作。
  二是,我把剧院比作我的伊甸园。可能有点洋气,按照中国的说法,说成世外桃源也可以。我自己的创作像一颗种子一样,在伊甸园里培育、发芽、成长、结果,而且也有春夏秋冬,如果我的比喻恰当的话,我觉得每一场演出都是这个种子的一次轮回。在剧目开幕的时候,它被播种下去,而当落幕的时候,果实已经呈现给观众了,所以每次演出都是一次成长的过程,这个感觉非常幸福,我创造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是不死的,而且是可以被反复利用的,我觉得这个只有在伊甸园里、在世外桃源里才能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个对创作者是极大的回报和鼓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激励。可惜我才华有限,不能创作更多的作品,希望我日后还能写出让观众满意的作品,希望我在伊甸园里多准备几颗种子,让它不停地繁殖、收获。
  三是,一座伟大的剧院就是一座名人堂。如果我们的创作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有它值得信赖的一个深度,而且有持久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者的名字就会在这个名人堂的角落里占有一个位置。我创作的作品虽然微不足道,但是我期待着伟大的演员、伟大的导演,伟大的管理者、制作者,伟大的舞台的各个行业的工作者,他们的培育能让我的作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深刻的痕迹。在这个铭刻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身影也会在这个名人堂的角落里闪现,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我希望自己以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在这个名人堂里,给我留一个位置,哪怕像一粒灰尘一样,我也要在名人堂里“赖”下去,享受它带给我的幸福感。
  (刘恒 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
 
有了这个底色,扬起的不会是浮尘
何冀平
  说到作家和剧院的关系,我很想说的是,我就是北京人艺栽培出来的编剧。我20多岁的时候,还在工厂里当工人,和几位来到基层的专业艺术工作者,写了一个描述工人的剧本《淬火之歌》,后来是北京人艺的赵起扬书记说让我到剧院做编剧。但那个时候正是1978年恢复高考,我想上大学,人艺没有阻拦我。在上大学的4年中,北京人艺也没有忘记我,后来把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接到剧院来,在6年当中上演了我写的两部戏,真的是很难得的。
  我是被北京人艺“惯”着长大的编剧,后来再也没有哪个单位这样“惯”着我。在北京人艺做编剧,我很幸运,我和剧院中的多位大家相遇相识,受到他们的亲授,要说到的人很多,这里我只说两个人。一位是我们的老院长曹禺先生,当时他在生病,看完《天下第一楼》的剧本,他特意从医院回家,坐在我和夏淳、顾威两位导演的面前,很兴奋地谈着他对剧本的看法,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说了将近4个小时。我是个很发怵别人提意见的作者,但是曹禺先生本身是编剧,他了解编剧和编剧笔下的人物,他的每一句话都落在点上,也不掩饰情感,他为《天下第一楼》写了一首长诗,表示祝贺。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写戏是辛苦的,要坚持下去。
  还有一位是于是之先生,当时我们创作组的组长。我不太会与人相处,和于老师接触,只是谈剧本,对于我正在写的剧本,他心里是着急的,但是从来不催,也不问,从他的表情当中能看到迫切。收到剧本后,他绝不轻易提意见,更不会动笔杆,而是用铅笔把意见写在剧本上,表示作者随时可以涂掉。《天下第一楼》首演,于是之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贺何冀平》,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是,“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
  北京人艺的“尊重”千金难买,几十年过去了,我总记得,此生也不会忘记,艺术家们是人艺的支柱、良心,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做人的道理,无论我走到哪儿、写什么,这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了人艺给我打的这个底色,扬起的不会是浮尘。
  多数人提起北京人艺就会说“北京味儿”,我觉得不准确,应该是那种北京人的谦逊有礼、谦和周到、讲礼数的人品,这些文化在,人艺就在;没有这些,人艺就消失了。曾经的那一代人差不多都走了,他们我都接触过,但是谁也没有跟我说过“要照着人艺的路子走”这样的话,但是只要他们在,我们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感谢剧院帮我用笔记下人生的刻痕、注入生命,让作品永久留在舞台上。
  (何冀平 北京人艺荣誉编剧、著名剧作家)
 
我是剧院的孩子
万方  
  我既是编剧,或者说是作家,此外还有一个身份,我是北京人艺的孩子。2020年,我写过一本回忆我爸爸妈妈的书《你和我》,有一段专门谈到我爸爸和北京人艺的关系,以及他对于北京人艺的爱,其中还说到我自己,我觉得一个生命的孕育不光在母亲的子宫里,还有另外的多次孕育,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在北京人艺,就是在首都剧场。
  很荣幸,我的第一个话剧剧本《有一种毒药》是由任鸣导演执导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部剧首演那一天,我开车到剧院的路上,特别地激动,那时候我爸爸早不在了,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跟他说,“爸爸,我的戏要在人艺演出了。”我从一个孩子到进入北京人艺创作者行列,是我这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时刻。
  我的话剧剧本《关系》也是任鸣先生执导的,本来这次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之际还要演出这部剧,可惜因为疫情原因没有演成。但是,《关系》这部剧给我更深的一种体会——不光是剧本和演出当中展现的两性关系等,还有编剧与观众的关系。这部剧在北京人艺的小剧场演出,舞台的三面有观众,我坐在最靠边的地方,我在看观众,观察观众的一举一动。其实观察观众对于一位编剧来说是非常大的滋养,你能够感觉到观众的喜乐、情绪,以及他们对剧本、对舞台上人性的表达有着什么样的反应。
  我爸爸写的《雷雨》,上世纪50年代起在北京人艺排演。从那时起很长一个阶段,戏剧都是以现实主义的形式呈现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来,不仅仅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在整个中国戏剧的舞台上,观众都看到了各种各样风格的表达和多样化呈现的戏剧形式。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剧本编剧,我觉得戏剧的自由、文学表达的自由,在于一种深层次的融合,戏剧变得越来越自由,戏剧的呈现方式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在首都剧场邀请展中,我看到了很多文学作品改编的戏剧,契诃夫的《安魂曲》、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等,这些都是戏剧和文学融合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带有强烈戏剧魅力、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的作品。
  作为北京人艺的孩子,我长大了,成为编剧。面对70岁的北京人艺,我有一个感受,一座剧院越老就越年轻,因为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更多的新面孔。从《雷雨》说起,我看到过很多版本,去年又有新的《雷雨》(濮存昕导演),还有了新的《日出》(冯远征导演),祝愿北京人艺越老越年轻,希望自己以后能够继续在北京人艺的创作者行列当中。
  (万方 曹禺之女、著名剧作家)
  文字由中国艺术报记者张悦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编辑: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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