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徐悲鸿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由柏庶人主编、鹿耀世副主编的《纪念徐悲鸿诞辰110周年书画作品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面世，书中所收录的传世名作，是徐悲鸿先生闪光艺术足迹的印证，饱含着人们对这位现代美术先驱的无尽缅怀与追忆。

　　倡导现实主义，振兴中国美术

　　纵览中西美术界当时的现状，徐悲鸿深知中国画的薄弱，主要在于人物画的衰微。因此，为振兴中国美术，必须倡导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从系统严格的素描入手，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早在1919年出国留学前，徐悲鸿就在北大《绘学杂志》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用者融之”。还说“借助他山，必先自有根基”。这种立足传统、推陈出新、批判地吸收西方艺术精华的创作思维和教学方针，今天已被文化领域长期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928年1月，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组建了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自任绘画科主任，同时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曾对学生说：“自然主义是泥坑，形式主义也是泥坑。”又说：“不得其正，焉知其变，不懂形象，安得神韵。”精辟地阐明了艺术作品既要讲究造型，又要以形写神，高于生活。徐悲鸿对现实主义美学观的倡导，曾受到不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文人们的抵制、攻击，一些在笔墨上泥古不化，陈陈相因的老画家连篇累牍地撰文，说他“摧残国画”，“毁灭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艺术”。徐悲鸿及其拥护革故鼎新的文艺界同仁齐心协力、投入论战，陆续得到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

　　在上个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徐悲鸿先后创作了约3000件速写、素描、国画、油画、书法等作品，其中有恢弘巨构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奚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风雨鸡鸣》等名作，还有大量人物肖像、千姿百态的动物绘画和象征“悲鸿精神”的奔马图卷。随着世事沧桑岁月更迭，这些堪称国宝的艺术品，其准确严谨的造型，丰盈厚重的内涵，鲜明博大的时代精神，蕴籍着真、传递着善、播种着美，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之作。

　　广泛团结同仁,热心培养人才

　　徐悲鸿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深知振兴、发展中国美术只靠少数画家的创作远远不够，必须努力造就大批人才。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主持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科、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中国美术学院，直到解放后任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几十年如一日地事必躬亲，既从事教学、又抓行政，是识才爱才弟子名满天下的现代伯乐。吴作人青年时期崭露头角，悲鸿先生即协助其赴法留学，并且多次寄函嘱托国外友人给予关照和资助；在江西遇到穷困潦倒的傅抱石，看出是有用人才，便向当地官方推荐，促成其赴日学习；发现农家出身的蒋兆和在人物画上具有天赋，热心地收留在家细心指导，日后终成一代宗师。

　　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杭州艺专的李可染举办第一次水彩画个展，徐悲鸿不仅亲自赴展参观，买了他的画，还提出以自己的作品和李可染交换。他任北平艺专校长时，亲自给李可染送聘书，邀其共事。解放初期，还是小学生的刘勃舒，曾将自己的习作寄给徐悲鸿求教，得到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在北京求学继续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最后终成一代画马名家并荣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1920年，悲鸿先生即与齐白石相识并引为良师益友。当时，北平的一些旧文人画家对其没有资历和出身木匠十分轻视，而悲鸿先生对齐白石笔墨淋漓、意象独特的画风大加赞赏，每次赴西欧各国和苏联举办中国画展，都要介绍齐白石。还亲自三顾茅庐，礼聘齐白石到自己主持的学校荣任教授。对此，齐白石非常感动。他在辞世之前动情地对吴作人说：“我一生最知己、最好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

　　一个世纪以来，徐悲鸿先生作为艺术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代画圣，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是伟大辉煌的。先生的教育思想和艺术作品，将继续对我国和世界的人民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