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红楼大梦，周汝昌做了近七十年。梦犹未醒，人已去，任由评说……

　　在中国红学界，关于“索隐派”和“考证派”一直纷争不断。历史上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两人曾经激烈交锋。前者认为小说作者深怀反清复明大义，描写都是作者的隐笔，藏有真实历史人物的各种秘密；后者则以实证资料认为红楼写的是曹雪芹家世。 

　　作为胡适的高徒，周汝昌被认为是考证派的集大成者。

　　“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这是周汝昌于2005年出版的《我与胡适先生》中的一句诗文。二人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就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胡适不仅无私将珍贵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给周汝昌，更赞他是自己“最有成就的徒弟”。因此红学家刘梦溪认为，红学考证派的开创者是胡适之，而集大成者是周汝昌。

　　周汝昌在1954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证》，这本书的最大贡献是对曹家家世的发掘，他在搜罗大量各种典籍的基础上完成这个工作。在刘梦溪看来，周汝昌是目前中国红学学者中学问最好的一位。由于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和考证功夫，因此周对《红楼梦》作者和本事的研究，可以立一典范。他的成就现在没有人超越，即使未来的红学研究也无人可以绕行。“他的红学研究不是从‘红学’到‘红学’，而是从中华文化到红楼梦。”

　　事实上，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周汝昌仍坦言自己没有完全看懂。坊间的普遍看法认为周汝昌早年是考证派，后期又转向索隐派。而老人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似乎也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他认为“索隐”与“考证”两派不应该水火不容：索隐者是以寻找那个“真事”为目的，考证者是为寻找那个“真事”而采用的手段方法，两者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而已，不是对立的。

　　他曾说，“我们早先所反对的那种‘索隐派’，是指他们所用的方法错误了，而绝非反对‘索隐’本身。我之所以被称为‘考证派’，只是看到了我的方法，而忘记了我考证的目的却正是索隐。”

　　正因如此，周汝昌晚年与红学家刘心武成了“君子之交”，尽管二人也有观念上的分歧，例如周汝昌认为《红楼梦》的核心人物是史湘云，而刘心武认为是林黛玉，但这丝毫不影响二人书信往来的友谊，“他鼓励我把自己的研究进行到底”，即使是在刘心武的学术观念遭到主流学术圈的抨击之际。

　　刘心武坦言周汝昌的学术环境非常艰难，“不仅生活条件很清贫，学术条件也不够，藏书都不多；但是他很快乐地沉浸红楼研究中。他特别天真，不善经营人际关系，也不接触社会。”

　　1982年周汝昌发表《什么是红学》文章，提出“红学”包括“四学”：即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的基础，引起了红学界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他曾赋诗有云：“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显示了老人面对争议的态度。

　　多年来周汝昌视力几近失明，这样仍没能让他中断对《红楼梦》的研究和探索。刚刚完成的新作《红楼新境》就是这三年来他向儿女口述而成。

　　梦不完、说不尽的红楼……可叹周汝昌后，谁人还能如此一心痴迷终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