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罗扬在黄山采风

1955年，中国曲艺研究会部分同志在北海公园，右起第三人为罗扬

　　日前，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罗扬出版了第三部个人文集《曲艺耕耘录》（第一部为《新曲艺文稿》，第二部为《曲艺创新录》）。同时，中国文联和中国曲协举办了“祝贺罗扬同志从事曲艺工作60周年暨《曲艺耕耘录》出版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及罗扬的老朋友和老部下集聚一堂，回顾总结罗扬同志从事曲艺工作的实践经验，研究探讨罗扬同志曲艺生涯的独特贡献，借此推动我国曲艺事业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持续繁荣与健康发展。

　　罗扬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曲艺活动家、曲艺编辑家、曲艺评论家和曲艺方志学家。他1945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起，历任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秘书，北京市文联《说说唱唱》月刊编辑，中国曲艺研究会秘书主任兼创作编辑室主任，《曲艺》编辑部主任，文化部艺术局戏剧处负责人，中国京剧院负责人，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荣誉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兼任《曲艺》杂志主编、编审，中国曲艺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曲艺志》主编，《当代中国曲艺》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曲艺》主编，中国说唱文艺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副会长，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为我国曲艺事业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6年，他以对我国曲艺事业的卓越贡献，被中国文联和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由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特别是从事曲艺工作的人生履历看，他堪称新中国曲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始终参与者和特殊见证人；从他对曲艺事业的热切情怀和诸多贡献看，他堪称曲艺界建树颇丰的卓然大家。

　　日前，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为他出版了第三部个人文集《曲艺耕耘录》（第一部为《新曲艺文稿》，第二部为《曲艺创新录》）。同时，中国文联和中国曲协举办了“祝贺罗扬同志从事曲艺工作60周年暨《曲艺耕耘录》出版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包括曲艺界诸多知名人士及罗扬同志的老朋友和老部下集聚一堂，回顾总结罗扬同志从事曲艺工作的实践经验，研究探讨罗扬同志曲艺生涯的独特贡献，借此推动我国曲艺事业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持续繁荣与健康发展，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笔者在为罗扬同志感到由衷高兴的同时，更为曲艺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当下状况感到欣慰！因为，座谈会的举办，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曲艺界乃至整个文艺界团结和谐的祥瑞局面，也展现出我们的文艺事业敬老追贤、承前启后的发展景象。

　　心向曲艺 笔耕不辍

　　作为与新中国曲艺事业基本同步的一位曲艺活动家，罗扬同志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及其前身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中国曲艺研究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等特殊的组织和领导岗位上，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基本上见证了新中国曲艺事业迄今为止的整个发展过程。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下放劳动和粉碎“四人帮”初期在文化部艺术局戏剧处及中国京剧院的一段工作时间，离休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和中国文联党组的组织和领导岗位上度过的。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曲艺界的许多全国性重大艺术和学术活动，包括“中国曲艺节”和“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的创立、举办及《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等等，都是在他的直接参与、组织、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即使是在离休之后，也是心向曲艺，笔耕不辍。不但以七八十岁的高龄，积极参加全国范围许多重要的曲艺艺术与学术活动，而且撰写发表了大量富有文献价值和学术含量的珍贵回忆录及评论文章。回顾罗扬同志的曲艺工作生涯，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回望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曲艺事业的发展道路；罗扬同志因其特殊的工作岗位和人生履历，庶几成为当代中国曲艺的一部活“史书”。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因而不只是对罗扬同志个人的祝贺与总结，也是对新中国曲艺事业60多年发展历程的别样审视与省思。

　　作为曲艺编辑家，罗扬同志不仅先后参与并长期主持了《说说唱唱》与《曲艺》杂志的编辑工作；而且主持开展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当代中国曲艺》《中国新文艺大系·曲艺卷》和“中国说唱文艺丛书”等的编纂工作；参与创办并直接主持了中国曲艺出版社的书刊编辑与出版工作。期间付出的大量心血和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有他亲手编辑的诸多书刊为证。

　　曲艺评论 影响深远

　　作为曲艺评论家，罗扬同志在自身特殊的工作岗位上不仅参与组织和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全国性曲艺学术研究活动与艺术创作会议，而且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曲艺评论与言论性文章，先后集成出版了《新曲艺文稿》《曲艺创新录》和《曲艺耕耘录》三部个人文集。其中的大部分篇章，合时而著，缘事而发。比如，《新曲艺文稿》收录的早期文章，对于推陈出新的体会占据了主要的篇幅；《曲艺创新录》主要收录新时期的文章，推介新作、扶持新人、倡导创新是其主旨；而收录新近之作的《曲艺耕耘录》，除了那些具有重要史料文献价值的珍贵回忆录外，还有许多篇章，针对一个时期以来曲艺革新和创演中普遍存在着的“戏剧化”、“歌舞化”和“杂耍化”等偏颇现象，对于深刻继承曲艺传统的大声疾呼，成为他此一时期评论写作的重要思想。其他如社评言论（为《曲艺》杂志撰写）、学习心得（学习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及陈云同志文艺思想）、序言报告等等，题材广阔，体裁多样，内容宏富，思想丰赡，值得认真拜读和仔细体会。

　　曲艺方志 深入全面

　　作为曲艺方志学家，罗扬同志自1986年起在领导《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期间，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亲自主持了几乎所有的重大编纂会议和审稿工作，并团结带领大家，在继承和借鉴古今修志传统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曲艺的专业特点与学科内涵，摸索形成了一整套有关曲艺方志的编纂思想与理论。20多年间，不仅与总编辑部的同仁一道，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各地方卷编纂同行的鼎力协助下，接触和梳理了数百上千个古今曲艺品种的文献史料与口碑资料，而且将这些文献资料按照曲艺方志的编纂要求，进行了“详其史实，明其源流，精其论断，严其体例”的学术整理，完成了除台湾省外以1985年的全国省级行政建制为单位分别立卷出版的各个地方卷本。使对全国56个民族几乎所有曲种的发展源流、节目留存、音乐唱腔、表演形态、舞台美术、机构班社、演出场所、行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以及大事年表、人物传记等等的研究与记录，学理化、体系化而为可以传之后世的文献专著。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因而被称作我国曲艺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最广泛、最深入、最全面和最系统的空前大普查、大挖掘、大整理和大研究。其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不只体现为编成出版了共29卷约3000万言的曲艺方志丛书，而且体现为创立了一个“曲艺方志学”的分支学科。换句话说，在罗扬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中国曲艺志》的编竣，对于摸清中国曲艺的历史家底，考订已知曲种的源流关系，廓清曲艺学科的构成边际，健全曲艺文化的知识体系，发掘整理和记录保存有关曲艺的文献资料，聚拢锻炼曲艺研究的学术队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彻底改变了由来曲艺“有史无书”的贫困面貌，而且为曲艺学的真正确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学术基础。

　　罗扬同志之所以能够在组织领导，编辑出版、研究评论和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作出如此巨大的综合性贡献，除了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做事原则，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理想追求，十分注重事业发展的大方向，严格秉持艺术繁荣的大追求，从而作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大成就与大贡献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由和品格，就是他热爱曲艺事业、坚守曲艺阵地、坚持曲艺本体和坚定曲艺理想的事业情怀。如果没有这种对于曲艺事业的特殊热爱与不渝追求，要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与贡献，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也是罗扬同志的工作履历带给每一个曲艺工作者的重要启迪，也是一位老曲艺工作者留给后来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特别是在跟随罗扬同志编纂《中国曲艺志》的20多年时间里，他做人、做事、做学问既坚持原则不动摇、又实事求是看条件的处事风格和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办事较灵活，原则不让步；小事顾大局，大事不糊涂的行事风格，在当年面对中国曲艺出版社被粗暴撤并的事情上表现得尤为鲜明。其中的一些细节，在《曲艺耕耘录》的相关篇章中有着详尽的记述。正是这种坚定的立场、执著的精神、恒久的追求与不渝的情怀，造就了他的巨大贡献，成就了他的大家风范！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罗扬同志的文风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仅以《曲艺耕耘录》中收入的文章为例，大都富于文献性、具有史鉴性、充满思想性。“文献性”是说，其中的许多篇章组合起来，几乎可视为“个人视角的当代中国曲艺史”或“简明中国曲艺家协会发展史”；“史鉴性”是说，许多回忆文章对于往事的追述，具有昭示未来的作用与意义。他对新中国曲艺事业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殷殷工作情与拳拳忠贞心，点点滴滴，浸染期间，感人至深。特别是许多回忆文章，记述往事客观冷静有分寸，仔细品读微言大义动人心！思想性则是说，他所撰写发表的几乎所有曲艺评论与言论性文章，均有的放矢，言之有物，针对性强，语重心长。不仅晓之以理，而且动之以情；既讲原则性，又富建设性。凡此无不表明，他的学风是端严的，文风是正大的。在他的笔下，语言的简洁朴素与表达的实事求是互为表里：以述带思、论从史出、立足事实、注重理据；所涉内容均有出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来龙去脉、渊源流变详尽明晰；有褒贬，有臧否，不虚浮，不含糊；思想清澈，爱憎分明。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当今这个比较浮躁的时代里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