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当下文学创作的主体正逐渐发生变化，同时，一个创作趋向更是日益明显：创作者更深地回到生活现场、经验内部和情感深处挖掘素材，进行创作。4月10日，2025年度人民文学奖在四川泸州颁出。获奖作品题材、体裁、风格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同一个写作命题：对专业写作而言，真正可贵的，仍然是从具体人生和切身感受出发。这样的自觉，不只是“写什么”的问题，更是在深刻领悟“源于谁”“为了谁”的基础上，将自己投身进去的文学情怀和写作姿态。

　　回到人的生活、人的经验、人的感受力本身

　　内蒙古作家吕阳明长期扎根基层，他的写作始终贴着边地生活的纹理展开。他的短篇小说《乌兰图嘎》，写的是呼伦贝尔边境小镇一家蒙餐馆里的人和事，看似是餐馆日常、食客往来，实则在草原歌声、手把肉香和琐细人情中，带出了一段跨越数十年的知青往事。小说把老妇人寻访初恋、女儿祭奠英烈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在边地风物与市井烟火中写出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感，也写出时代记忆如何沉淀在普通人的生活深处。

　　“呼伦贝尔从不缺少精彩的故事。”吕阳明告诉记者，多年来，他一直把笔触伸向边境地区、小餐馆、装卸队、工厂企业这些具体的现场。在他看来，呼伦贝尔既有广义上东北文化的影响，又有鲜明的内蒙古特色。多民族、多文化交汇，塑造了当地人豪放、乐观、幽默的性格和坚韧、顽强的精神气质，这些都体现在他小说的人物身上。

　　为避免写作同质化，吕阳明尤其看重地方经验和小说语言的辨识度，在作品中融入经过提炼加工的东北方言，让人物、故事和地域气息一道“立起来”。在他看来，文学本来就应该扎根现实、贴近生活。“当前的创作语境，人民不仅在‘被书写’，也更广泛地‘在书写’。写什么？就是写普通人的生活，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内心挣扎和困境。”吕阳明认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依然要回到人的生活、人的经验、人的感受力本身，而这恰恰构成了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内核。

　　与吕阳明笔下边地生活的烟火气不同，金晖的短篇小说《先生》，把目光投向了另一种因为平凡而容易被忽视的对象——基层教师。

　　《先生》写的是一位在学校工作了40年的余老师，他性格温和，待学生宽厚，肯付出，却并不符合世俗评价体系里“成功教师”的标准。临近退休时，为了孩子工作的事，他带着妻子亲手泡了3个月的青梅酒，辗转去省城寻找一位早年教过的、如今已成“大人物”的学生。一路上，他怀着迟疑、期待和难以言说的自尊，等候、落空、梦境与回忆交错展开，最后，那瓶原本舍不得喝的青梅酒摔碎在地，而他等待的人始终没有到来。

　　金晖告诉记者，他的父母都是老师，自己读的也是师范专业，后来又长期在中学一线任教。“从小到大，身边全是老师。”金晖说，《先生》里的余老师，正是从这些长期积累的观察和体会中慢慢长出来的。“生活永远都在发生，关键在于如何感受自己的生活、如何把那些看似寻常的人和事真正写进去。”也因此，《先生》没有把余老师写成一个单薄的“好人”符号，而是写出了一个普通人在现实面前的卑微、体面和内心挣扎。金晖表示，他写作时始终提醒自己，对笔下人物要有“悲悯之心”，不轻易批判，而是尽量去理解每个人的难处。正是这种从基层教育现场出发、最后抵达人性深处的写法，让《先生》写出了普通人那并不耀眼、却真实存在的精神之重。

　　保持文学应有的质地与分量

　　观察和描写“现实生活的毛细血管”的作家，往往在贴近生活的同时，更努力保持文学应有的质地与分量。

　　邰筐的组诗《收藏星星的人》，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学样本。与小说更多依赖人物、情节和叙事不同，诗歌更考验写作者如何把日常经验提炼为精神。邰筐告诉记者，好的诗人“一定有两个胃”，一个用来消化人世间的“五谷杂粮”，另一个用来“反刍无限的悲伤”。在他看来，诗歌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描摹，而应该让语言在日常之上发生“化学反应”。诗人笔下的现实，也不应只是现实的复写，而应是在真实基础上完成一种提炼、变奏和升华。

　　“诗人要把诗歌从自筑的象牙塔里释放出来，用真诚的态度去拥抱人间烟火。”邰筐认为，这样的表达，也恰恰说明，真正贴近人民，是在守住艺术精微表达的同时，写出普通人能够感知、共鸣的情感经验。

　　在今天的创作环境里，技术门槛越来越低，成果生成越来越快，文学界也因此面临新的焦虑：担心创作会不会越来越像流程化的“内容生产”，担心经验会不会被模板替代，担心创作者的主体性会不会被技术稀释。越是在这样的时刻，从具体生活出发、从具身经验里长出作品的写作，越是珍贵。

　　晓航的短篇小说《云间特快》，恰好从科幻文学的方向印证了这一点。《云间特快》写的并不是冰冷的技术奇观，而是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的记忆碎片，以及由此牵连出的养老困境、亲情隔阂和未竟梦想。小说把智能机器人、小提琴曲、云间列车这些元素安放进一个关于遗忘、陪伴、理解与救赎的故事中，让科技叙事最终回到了人的情感深处，这也是其值得关注的地方：即便是科幻文学，最终被看见、被肯定的，不只是设定本身，更是设定背后对人的关怀。技术可以不断进步，媒介可以不断更新，但文学一旦失去了对人的处境、情感和尊严的体察，便很难真正打动人。

　　范稳《青云梯》、王尧《桃花坞》对时代变迁、地方历史与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持续开掘，赵丽宏《为母亲作画》对亲情伦理与中国式家风的深情回望，胡性能《大江流》循着一条大江的源流追索中华文明的精神奔流，王剑冰《跃动的山影》在非虚构写作中对劳动者坚韧品格与生命重量的细致体察，罗日新《巴图姆往事》以异国叙事和悬疑结构展开对复杂人性的追问，罗怀臻《我的大观园》在戏曲文学中对经典资源的当代表达与重新激活，都从不同门类、不同路径上提示我们，今天真正有分量的文学书写，既扎根人民的现实生活，也观照人民在时代进程中的伟大实践、历史记忆与精神创造。

　　正如《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所言：“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文学与读者再次相互‘看见’。”在新的传播环境中，文学要与读者相拥，并不是一味向流量靠拢，也不是降低文学标准，而是让那些真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也葆有审美追求和精神高度的写作，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