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戴爱莲与本文作者欧建平在美国舞蹈教育家访问团的招待会上合影
一九七八年，戴爱莲为中国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复排其代表作《荷花舞》
一九五〇年，戴爱莲等表演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和平鸽》
上世纪80年代，戴爱莲在总政歌舞团教授拉班舞谱
1946年，戴爱莲表演《瑶人之鼓》
一九八〇年，戴爱莲在山东胜利油田指导排练
赓续中华文脉、致敬艺坛先贤。为配合中国文联文化名人纪念活动，本报专设“艺坛大家”版面推出系列评论和纪念文章等，聚焦在业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艺术名家的艺术成就、社会影响、精神品格、行业引领和当代启示，挖掘其实践探索与品格精神的当代价值，引领文艺工作者传承初心、砥砺前行。首期推出纪念“中国舞蹈之母”戴爱莲的追忆文章，回望其作为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与奠基人，以深耕舞蹈艺术教育、推动中外舞蹈文化交流的担当，诠释为人民而舞、为祖国而舞的赤子情怀。让我们重温大师足迹，汲取精神力量，共促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编 者
一、初识先生：与戴爱莲舞蹈艺术结缘
最初了解戴爱莲其人、其舞，尤其是她跨越中西的非凡人生，是我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读本科的时候。记得每周六下午，我都会去学院图书馆阅览室，按照自己的兴趣浏览各种艺文杂志，尤其是《舞蹈》杂志，并在1978年的第1期，头一回读到了“戴爱莲”这个名字，以及她的文章《我的切身体会》，由此得知她是华侨，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回到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教导下，她为中国舞蹈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同期的封三，我还看到了她为即将出国演出的中国演员们排练其代表作《荷花舞》的照片，她慈祥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戴爱莲1978年为中国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复排其代表作《荷花舞》后，我又在《舞蹈》1979年第3期和1980年第2期，相继读到了她去伦敦参加拉班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回国后撰写的文章，以及她答记者问的文章，进而得知她是拉班理论与实践体系的中国传人，其40多年前在伦敦学舞时的老师和同学都是欧洲舞蹈界的领军人物。通过她对英国、法国、丹麦、美国舞蹈界的考察与介绍，我对整个西方舞蹈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了解，进而为我随后的考研复习提供了身临其境的背景支撑。
1982年3月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舞蹈系后，我师从吴晓邦先生，同时在董锡玖、薛天、刘峻骧、蒲以勉、隆荫培、徐尔充、孙景琛、彭松、王克芬、郭明达、朱立人、刘梦耋、傅兆先、周冰、马力学、李正康等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以下简称舞研所）、北京舞蹈学院（以下简称北舞）和中国舞蹈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舞协）一众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下，开启了自己的舞蹈研究生涯。作为中国舞协会员，我不仅有幸参加了舞蹈界的各类活动，而且还能经常见到戴爱莲先生（以下简称戴先生），并有机会用英文与她攀谈交往，由此拓展了自己的舞蹈视野，丰富了交流经验。
二、打通壁垒：改革开放初期中外舞蹈交流的重要桥梁
戴先生是中外舞蹈交流的重要桥梁。她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向芭蕾名师安东·道林、玛格丽特·克拉斯科学习了“切凯蒂”流派的芭蕾，向现代舞名师鲁道夫·拉班、库特·尤斯、西古德·里德、丽萨·乌尔曼学习了包括拉班舞谱在内的德国现代舞理论与实践体系，因而她曾风趣地昵称“切凯蒂”是她的“祖父”，“拉班”是她的“外公”。
1979年，阔别欧洲39年的戴先生重返国际舞坛，与昔日师友重逢。凭借深厚的艺术积淀、娴熟的英文表达、开阔的国际视野与良好的业界口碑，她赢得了全球舞蹈界的广泛尊重。在各类国际交流活动中，她立足时代语境，向世界讲述中国舞蹈的悠久历史与当代成就，为中外芭蕾艺术交流搭建了关键通道。1983年，她特邀英国芭蕾大师安东·道林为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复排了《女子四人舞》《男子四人舞》；1984年，邀请英国舞蹈家贝琳达·莱特夫妇为中芭复排了浪漫芭蕾剧代表作之一《吉赛尔》；1985年，促成俄罗斯芭蕾大师鲁道夫·努里耶夫向中芭赠送了《堂吉诃德》剧目版权，极大地丰富了国内芭蕾舞台的经典剧目储备。
在舞蹈学术研究方面，戴先生1979年还从法国带回了18世纪最重要的芭蕾改革家让-乔治·诺维尔用法语撰写的世界舞蹈名著《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并立即送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法语专家管震湖、李胥森两位教授合译。该书于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舞蹈界，送来了既古老又新鲜的创作理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先生从国外带回了一盘精彩的《天鹅湖》录像带，主演是被誉为“20世纪三大芭蕾女演员”之一的娜塔莉娅·玛卡洛娃。由于这是专业级别的贝塔卡姆磁带，中国舞协借用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的录像厅播放，戴先生找我去现场做口译。当记者问玛卡洛娃“几乎每位芭蕾女明星都跳《天鹅湖》，但你为什么能把它跳得如此感人肺腑”时，她一往情深地回答：“我分不清演员和角色的区别了，而是全身心地爱上了面前这个扮演王子的男子汉，并且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她的回答感动了戴先生以及我和现场的部分观众，但更多观众却羞涩地笑出声来。戴先生非常不解，甚至生气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笑哇？你们难道不被娜塔莎（娜塔莉娅·玛卡洛娃的昵称）的真情所感动吗？你们还是搞舞蹈、搞艺术的吗？”
1986年春夏时节，戴先生率领中芭访美巡演，取得圆满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的国际声望以及对中外舞蹈历史与现状的了如指掌。《纽约时报》首席舞评家安娜·吉赛尔科芙破天荒地在一周内发表了四篇舞评，第一篇便是以戴先生为主人公撰写的《中国舞蹈老前辈率团来到美国》，并盛赞她“精神矍铄且举止优雅”。当他们演到亚利桑那州时，戴先生当年在安东·道林门下习舞的同学、英国芭蕾的奠基人之一艾丽茜娅·玛尔科娃，在看完演出后找到戴先生，主动为饰演《白天鹅双人舞》的唐敏和张伟强细抠了这段凸显“内行看门道”的经典双人舞，戴先生则在“太意外、太惊喜”的同时担任了口译。1988年我首次赴美访学期间，从当时播出的专题片中，获得了玛尔科娃亲传的跳好这段经典双人舞的“秘诀”：“不要跟着音乐跳，而要稍稍地晚于音乐一点点！”这条前所未闻的“秘诀”让我恍然大悟，更促使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反复观舞中用心体会，由此得出感悟：“简单地跟着音乐跳”会给人“没有吃透音乐”的肤浅感觉，而“稍稍地晚于音乐一点点”，则可让演员有时间先将音乐“吸”进“两人相见恨晚”的情景之中，再将“互诉衷肠”的表情“呼”出来！
三、薪火播种：拉班舞谱在中国的落地与深耕
相比较而言，在戴先生为中外舞蹈交流所作的诸多贡献中，意义最大、影响最远的，当属她推动了包括拉班舞谱在内的整个拉班理论与实践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就我所知，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突破。
自1940年回国以来，普及推广拉班舞谱这一曾助推她本人创作出《荷花舞》《飞天》等经典作品的方法，进而推动整个中国舞蹈的创作与对外传播，一直是戴先生的夙愿。因此，自1979年在伦敦加入“国际拉班舞谱学会”以来，戴先生不仅循序渐进地教授了大批学员，还邀请了美国舞蹈家胡善佳、艾琳·福克斯、王仁璐、安·哈钦森来华教学。尤其是1984年，她又邀请了英国拉班中心的高级教师西蒙·米歇尔来北京近1个月，系统教授了以拉班的“舞情、舞律”为核心的现代舞理论、尤斯-里德体系的现代舞基训、即兴创作等课程。
1985年，年近七旬的戴先生趁热打铁，在中国舞协架构下成立了“拉班舞谱学会”并出任会长，随后更将拉班舞谱的教学工作推广到了全国的许多城市，并将包括拉班舞谱、八卦舞谱在内的中国专家们的研究成果推荐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极大地丰富了中外舞蹈交流的内容。我有幸两度作为中国舞蹈家代表团成员，1990年和1997年在由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舞蹈界联席会议主办的国际会议上，不仅宣读论文、参加讨论，而且作为前者的同声传译与后者的驻会顾问兼论文集编辑，见证了中国舞谱研究队伍在戴先生的辛勤培育下，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
事实上，在1997年春节前，戴先生曾发烧住院，时任舞研所所长资华筠嘱托我去看望她。我立即买了些苹果和香蕉，冒着鹅毛大雪赶往北京友谊医院。当时我恰好接到书面邀请，要为美国圣詹姆斯出版社的大部头《国际现代舞辞典》撰写条目，而主编认可的三个中国大条目，按照字母顺序分别是“戴爱莲”“广东现代舞蹈团”和“吴晓邦”，因而我随身带去了1988年赴美访学期间，去德国埃森参加“首届世界舞蹈学者大会”时，库特·尤斯的女儿安娜·玛卡德·尤斯在开幕式上致辞的照片，以及我与她多次交谈后，她送给我的《库特·尤斯-生活与作品大展画册》（1985年），以便借此话题，亲耳聆听戴先生追忆当年在尤斯开办的达廷顿庄园，跟随尤斯、里德、乌尔曼学习拉班理论与实践体系的经历。带着感恩的心情，戴先生回忆说，当年在达廷顿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她和同班同学都得到了真传，因而在随后的日子里都为芭蕾事业作出了贡献。
戴先生与北京师范大学的舞蹈渊源，为拉班体系的长效传承埋下伏笔。早在1948年，她初到北京时，便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体育系，教授过民族舞蹈和拉班系统的现代舞与拉班舞谱。半个多世纪后的2003年，该校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的青年教师唐怡，率先开设了“拉班舞谱及人体动作分析”课程，因为她此前已在戴先生首批教授拉班舞谱的学生——著名编导家罗秉钰门下，学习了多年的拉班舞谱。基于此，戴先生2004年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舞蹈系，率先在国内承办了“第23届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双年会。
2014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主任肖向荣，在戴先生多位弟子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拉班研究中心”，随后不仅举办了研讨会，而且还多次特邀中国台湾专家王云幼、法国专家马里昂·巴斯蒂安、美国纽约舞谱局专家卢玫蓁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专家瓦莱丽·威廉姆斯，举办了多期拉班舞谱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初级舞谱、主题舞谱、中级舞谱和教师资格等课程，并给通过考试的学员颁发了纽约舞谱局的证书，而马昱、王淼和刘兰三位成绩优秀的学员，还获得了纽约舞谱局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
2017年，该中心承办了“国际拉班舞谱学会”第30届年会。2019年，北舞特聘资深拉班专家王云幼任教，系统传授拉班理论与实践体系。2022年以来，北京、西安和美国纽约等地的新生代拉班舞谱专家马昱、卢玫蓁、莎日娜、张晓梅、佟佳家、井志伟精诚合作，陆续翻译出版了《拉班舞谱初级学习指导及练习》（卢玫蓁、欧建平作序）和《拉班舞谱中级学习指导》（欧建平作序）。2023年以来，王云幼教授还集数十年科研与教学成果之大成，先后在台北和大陆出版了汉语中的第一部《动作分析——了解身体，了解自己》（刘凤学、欧建平作序）。至此，戴先生生前“将拉班舞谱及其理论与实践体系融入中国舞蹈课程体系”的夙愿，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关于戴先生在中国传播拉班舞谱的事迹，其中有一件鲜为人知。在她众多的学生中，还有中国第一位舞蹈博士——自长白师范学院毕业后移居中国台湾的舞蹈大师刘凤学先生。刘先生在为王云幼的《动作分析——了解身体、了解自己》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自述：“1948年，在北京接受戴爱莲老师之启蒙，这是我初次接触到拉班舞谱。”事实上，刘先生在1999年赠我的《艺术大师·刘凤学访谈》一书中就曾坦言：“我第一次接触拉班舞谱是1948年，由戴爱莲老师处获得的一些基础知识，当时只是觉得拉班舞符具视觉美，再加上上完几节课后，就可以尝试用符号来记录，所以觉得很有趣。我真正严肃地考虑它的意义，是在发现朱载堉《人舞谱》和在日本挖掘唐代乐舞之后，因为这些研究迫使我切实地思考舞蹈记录问题。”一言以蔽之，拉班舞谱从此不仅在刘先生毕生搜集、整理、研究和复建中国古代舞蹈、创作中国新古典舞的生命历程中，发挥了“精准记录”的作用，还帮助她深度观察“人类行为发生的心理层面——潜意识动机的研究与探讨”。
四、德艺流芳：镌刻岁月的大师印记
深耕舞蹈艺术一生，戴先生不仅为中国舞蹈拓路筑基，更以纯粹的初心、高尚的品格，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舞评人和史学工作者，我以为，以下几件事尤为值得后辈铭记与传承。
一是戴先生在2006年临终前，一边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一边在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的主持、时任中芭团长赵汝蘅的领誓下，庄严地举起左手（右手正在打点滴）宣誓，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来的夙愿。
二是2007年，英国著名舞蹈表演家、教育家和编舞家理查德·格拉斯通先生为戴先生出版了一本评传《戴爱莲的故事：中国民间舞的偶像与中国芭蕾的先驱》，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外国作者为中国舞蹈家撰写的传记。格拉斯通认为：“当今全世界对中国的兴趣都集中在了这个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上。然而，要了解中国人吸收和反思西方文化的种种方式，就应兴致勃勃地了解各门类艺术在中国发挥的作用。但没有什么比戴爱莲的故事更能让人一目了然的了。”
三是根据戴先生口述的自传《我的艺术生活》，她的祖上并不姓“戴”，而是姓“吴”，名字也不是“爱莲”，而是“爱兰”，“戴爱莲”这个名字是因广东人、客家人的发音而约定俗成的，具体细节，诸君可自行细读自传。
四是舞蹈界通称“吴晓邦”和“戴爱莲”这两位顶级大师为“男吴女戴”，这一说法准确无误。而细读他们的自传便可得知，“南吴北戴”之说却不准确。原因首先是他们两位都是南方人——吴晓邦先生出生于江苏太仓，戴先生的祖籍是广东新会，出生于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其次，两位前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均颠沛流离、四海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晓邦先生于1949年从沈阳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现鲁迅美术学院）来到北京，而戴先生则于1948年从上海的中国乐舞学院来到北京。
1998年，我在美国圣詹姆斯出版社出版的《国际现代舞辞典》中，用英文为戴先生撰写的大条目多达1728个单词，而此前由外国专家编撰的《简明牛津芭蕾辞典》（1987年）和《牛津舞蹈辞典》（2010年）中，仅分别给了她109个单词、165个单词的小条目篇幅。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中国舞蹈走出去，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获得话语权、自己去发声！我愿以此事实，鼓励新生代的学子们，一定要在努力学好舞蹈专业的同时，至少掌握一门外语，才能为中国舞蹈走出去作出更大的贡献！
谨以上述文字，表达我们对戴爱莲先生的崇高敬意与深情追忆！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名誉所长、国际舞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