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礼（1916—2018）广东潮安人，享誉海内外的摄影家和文艺家。1944年涉足摄影，上世纪60年代提出“画意与写实结合”的艺术主张，80年代开创别开生面的“影画合璧”艺术形式。他毕生致力于艺术创作，力学笃行，推陈出新，并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以及中外摄影艺术交流，为弘扬和繁荣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辛勤奉献。曾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摄协第三至五届副主席。1994年曾被港澳摄影协会授予“摄影大师”称号，2006年被中国摄协评为10位“中国摄影大师”之一，2007年荣获香港特区政府授予的“铜紫荆星章”，2009年荣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授予的“终身成就奖”。

　　花开花谢，潮涨潮落，抚今思昔，摄影大家陈复礼的摄影作品是艺苑奇葩，而他跨越半个世纪之久的摄影实践则是探求中国当代摄影美学历程的重要坐标。陈复礼先生的身影渐行渐远，而“陈氏风格”在华夏大地摄影艺术发展道路上树起的里程碑却愈来愈清晰。

　　他的一系列形式优美、意境深邃、别具一格的佳作，为我们树起了一座光彩照人的中国画意摄影的丰碑。

　　与此同时，陈复礼在摄影艺术民族化的探索、摄影创作的理性思维、摄影群体的推进以及社会活动诸方面也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非凡的成就。其人其作构成中国当代摄坛十分引人注目的摄影文化现象。这一切已经超越了个人成就、艺术风格的范畴，不仅具有摄影美学、人才学的价值，而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特别是在摄影艺术如何承接传统走向现代方面，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1 、陈复礼与摄影艺术民族化的坐标

　　摄影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作为艺术创造的手段，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就提出了“民族化”的目标，冀望借镜箱展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展示“中国人特有的情趣和韵调”，“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但实践的路是漫长的。

　　择取传统，融合新机；择取外国良规，加以发挥，这大体上构成了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双向坐标。就承续文化传统而言，摄影艺术的民族化探索始于仿画。陈氏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仿画的各个阶段，由直接仿画到诗心意境的图像化，到突出镜头影像特质，抒发现代人的情感。郎静山的集锦摄影对陈复礼有过重要的影响。为了学习集锦法，他曾经自己躲在暗房苦练暗室操作技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摄影技艺的娴熟，为他日后运用摄影抒情写意时得心应手打下扎实的基础。陈复礼早期有若干集锦作品，有的甚至题款“复礼仿古”，但他从未以直接仿画为鹄的。

　　20世纪50年代，陈复礼左右开弓，在纪实和沙龙摄影两方面着力，收获颇丰。沙龙作品甜美精到，纪实作品形象鲜明，力度不凡。有趣的是当年陈复礼主要是以纪实作品打入沙龙，《血汗》《渔家乐》《湄公河畔》等都是当年获得高分的作品。

　　谈及陈氏风格的形成，除了创作主体的艺术修养和意志品质以外，外在环境和契机方面应该提到的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是自1959年开始，陈复礼有机会回到阔别20多年的内地故乡进行摄影创作。恰如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山水最美，祖国最亲》中所言：“正是桂林、黄山之行，使我改变了创作方向，萌生了创立写实与画意相结合的民族风格的艺术追求，提出了‘以写实经，以画意纬’的主张。”这是摄影家独特风格形成和发展的新起点。

　　其次，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陈复礼那些富于诗情画意的优美风光作品，带给人们新的自然景观与情趣。1979年开始，中国摄坛在引进国外摄影名家名作的同时，先后举办了香港摄影家陈复礼、简庆福、钱万里的个展。陈复礼的摄影艺术展曾在北京、广州等地巡展。尤其是其作品在北京展出后，全国各大报纸和摄影期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陈复礼的大量佳作使人们从不同角度重新发现和审视了风光摄影的审美价值，拓宽了艺术视野。同时，这也使陈复礼受到巨大鼓舞，激发了其更大的创作热情。

　　摄影艺术的中国化、民族化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固定的先验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的陈氏风格也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处在不断发展流变之中。陈氏风格的历史地位在于以大量具有中国气派的佳作丰富了摄影艺术的宝库，为传播中国摄影文化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更在于为摄影艺术的民族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思路，提供了一种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器识和精神。

　　2 、写实与画意相结合的宏观思维

　　摄影创作和一切艺术同样是一种有意识、合目的的自觉行为，任何一个卓有成就的摄影家都有自己独到的理性思维和艺术哲学。理性和感性、理论和创作的双向同步，构成了陈复礼摄影艺术实践活动的重要特色。

　　“以纪实为经，以画意为纬”，“画意与写实结合”论的提出具有明显的针对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的纪实摄影已相当成熟。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香港的摄影风格依然是“沿英国的传统路线而建立起来的”，“纯粹画意的”。在“没有什么雕凿的”“题材是新鲜而亲切的、有浓厚人情味的”纪实风格的冲击下，香港摄影界显出很大的犹豫和徘徊。针对当时的情势，自1962年开始，陈复礼相继发表了《建立起画意与写实结合的新风格》《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再论中国画意摄影》等长篇论述，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摄影艺术观，在写实与画意、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承袭与变革诸多方面都有精辟而独到的见解。结合他长期的创作实践，更可以清晰看出他立足于民族、立足于现实、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走向现代的宏观意识。

　　任何艺术变革都只能以传统为起点。在这方面陈复礼有极清醒的认识。他一再强调，“如果抛弃了传统上遗产的润泽，谬然从头建立一种新风格，不单是浪费，而且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提到“风景摄影，实在不能不重视中国画的传统。首先，中国具备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从寒带到亚热带，奇诡秀丽的山川不知凡几。经过多年来历代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所以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与此同时，他也极力反对单纯从形式上模仿中国画。他提出，有些人“以一两样东西大堆的空白，加上一点题词，就算是国画了。他们以为从山水花卉虫鱼方面捕捉一个比较秀婉的美感片段，加以单纯化、线条化之后就成国画摄影了。他们又以为用高调子、缺乏背景或副题，用不正规的狭长、平窄画面也就是国画的技术特点了”。他郑重提出，“这些理解不仅太肤浅，而且侮辱了具有长远发展历史的中国画”。他在全面论述如何从色调处理、空间分割、透视结构诸方面借鉴中国画表现手法的同时，特别强调“将中国画的创作精神、方法注入照片的创作之中”。他所主张的画意摄影是“重视主观，把作者的意境和美感放在第一位”，注重主观情感的灌注。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画意和单纯仿画的界限，赋予“画意”以明晰的新概念。

　　更重要的是，“结合”论特别突出了“写实”的直接性和现实性。他把写实和画意的关系比喻为经和纬，主张“以写实为经，我们要学习写实风格采撷题材的手法，尽可能不加摆布，尽可能从现实环境和社会生活中去猎取题材。同时又要以画意为纬，我们要保留画意摄影在画面上刻意经营的努力，利用那些悦目的色调和完整的线条结构来突出我们的新题材”。写实与画意的主次关系可以说是“经纬分明”。陈复礼历来主张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结合”论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于不加摆布地猎取影像方式的倡导，体现了真与美直接结合的创作方法，也体现出摄影家对摄影艺术的现实性品格以及不加修饰的镜头影像的真实性与独特性的推崇。

　　陈复礼的画意与写实相交融的“结合”论，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艺术实践中他侧重于画意却并不排斥纪实，既热恋山水风光，也热衷于社会纪实。这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尤为明显。长期以来，不同年代他都时有纪实的佳作。在理论上他一直认为“‘纪实摄影’与‘画意摄影’殊途同归，无碍于同在摄影艺术大花园中并存争荣，更可进而互相促进”。

　　3 、“自然诗化”的中国气派

　　“诗情画意”是国人对于陈氏风格的共识。诗画本同源，深而言之，陈氏作品更多的是诗，是自然的诗化、诗化的自然，是摄影家诗心所映现的一个充盈中国人文精神、人格情操和人生理想的意象世界。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东西方文化的母题。不同的文化观构成不同的文化艺术特色。西方以自然为客位，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中国文化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艺术上则表现为“物我交融”，自然的德性与人格情操谐和的艺术境界。“把主观的意境放在第一位”“把作者的情感注入一草一木之中”，这正是陈复礼“画意”的精髓。

　　恰如其所言：“我个人的摄影艺术风格的形成，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祖国奇诡秀丽的山川和自然景观对我的吸引和陶冶。”“祖国秀丽的河山，静谧优美的自然景观，使我疲惫的心灵得到慰藉，中国画和古典诗词的诗情画意在我胸臆中鼓荡回响。”这正是陈氏风格的人文精神所在。

　　可见，摄影家鼓荡的诗心，一方面源于古典诗词的修养，但更重要的在于曲折经历中的人生体验与情感的升华。就摄影家诗心的自然化而言，大致有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对于大自然美景的向往。除了亲近自然以求慰藉之外，亦饱含海外赤子的爱国情怀。二是思想感情上与大自然的对应感通，正如南朝宋王微《叙画》中所描述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净化的世界》的恬淡，《三塔斜晖》的空灵，《茫茫空阔》的雄浑，等等，虽刚柔有别，但莫不出于诗意的审美，借幽壑以抒发胸臆。三是人格情操与自然形象的比拟。《淡妆》（玉兰）、《不染》（荷花）的玉洁高雅，《苍涛》（松树）的刚劲和“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的《残红》，无不蕴含着摄影家的人格理想。但《富贵图》和《漫与时流赏牡丹》则一反淡泊雅致的格调，往往被视为与陈氏风格不协调。在这里不妨读一读陈复礼1991年的诗作《重赴洛阳拍牡丹有感》：

　　重来正是艳阳天，傲骨犹存两鬓斑。

　　堪笑年青轻富贵，而今空自拍牡丹。

　　香港著名诗人梁披云依韵和诗云：“云裳隐约花溅泪，漫与时流赏牡丹。”

　　由此可见摄影家的诗心有入世顺俗的一面，亦不难领略其隐含于艳丽色彩之间的复杂心境。

　　陈氏风格的精神元素是诗心，而构成诗化摄影的元素仍然是影调、线条、色彩、章法等。陈复礼的作品大都淡泊平实，具有东方韵味的中和之美，朴实、清新。注重气势、氛围，很少采用逆光和强烈的反差、色比，大都用平顺的光线和中间影调，而且抛弃刻意的技巧，尽量减少人为的痕迹，以求天真自然，含蓄蕴藉。其实这种“见素抱朴”、以返璞归真为尚的美学追求，正是陈复礼拥有饱含中国文化精神的自然观的生动体现。

　　陈复礼素来钟情于融诗、书、画、印为一体的中国传统绘画，对于空白、题款、钤印都十分讲究。但鉴于一些人对摄影艺术民族形式的肤浅理解，他在这方面越来越审慎。在他早期作品中用过“富题”（字数较多的题诗、落款），后期则很少用，偶尔为之，也多为“贫题”，仅落款、钤印，而且大多藏于石隙密林。这也包含着他对于摄影艺术民族形式的深沉思考。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陈氏风格有明显的变化。如以《白墙》为代表的《冬》《霜叶红于二月花》《春色满园关不住》等“白墙”系列，以及气势磅礴的《山魂》、恢宏壮观的《万里长江图》等，大都取满幅构图，形式简洁而富于抽象意味，有人视此为摄影家汲取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佐证。笔者以为以小见大的取舍、形色的愈益简约单纯，以及力度的强化，更主要在于摄影家的诗心和艺术信念老而弥坚，挥洒更加奔放自由。

　　4 、注重精神追求的人生价值取向

　　陈复礼的摄影作品是诗，而他在精神与物质、艺术与金钱之间所达到的超然境界，在创作与商务之间所达到的动态平衡，对于常人则近似一个谜。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形式，是人生的领悟，这谜底还在于审美的人生态度。

　　他曾经坦言：“风光摄影是美丽的事业，而美的追求和创造充满艰辛，但我无怨无悔。”陈复礼无疑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从事摄影数十年，但他从来都是非专业、非职业摄影家，只能算是一位“业余摄影家”，惟其如此，更令人敬佩。局外人常常认为他“条件好”“名气大”，佳作易得，其实他的每一幅佳作后面都有一段曲折艰辛的经历。他每到一处，不挑吃，不挑住，“有粥万事足”是他有名的口头禅。桂林之行连日蜗居扁舟，捕捉漓江光影的奇妙幻化；滂沱大雨之中猎获黄山烟雨，虽遍身湿透，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年届八旬，因拍照摔跤而裂胫，仍无悔无怨。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世途的崎岖磨难，造就了他对艺术的灵性，也铸就了他锲而不舍的坚韧。

　　艺术表现情感，也就是表现自我的人生体验和美的感受。“美好的事物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有时遇到了，不免爱好迷醉，从而情感激越，总想设法记起来，以供长久的欣赏。”这是他1959年第一次在香港举办个展时在“引言”中的自白。这和儒家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人格理想是一脉相承的。“成于乐”不只在于感官的愉悦、心理的快乐，而是积淀着智慧和人伦道德的情感宣泄和满足。摄影创作对于陈复礼来讲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道德与生命的体现。

　　陈复礼从店员到摄影大师，饱经风霜和生活的洗礼。在以“南北行者”自诩的《八十自述》中，他对自己的经历作了如下描述：“数十年来胼手胝足，埋头苦干”，“单枪匹马冲刺于凶险人海之中，靠友投亲，沉浮于世态炎凉之境，时贫、时富、时荣、时衰，反复翻腾。”这是他曲折人生的极好写照。这篇文字以“先生不知何种人也”开篇，笔锋锐利，寓庄于谐，一则见其国学素养，一则见其对于陶潜笔下“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五柳先生的向往之情。繁华短促，自然永存。身处纸醉金迷的闹市，对于宏伟庞大的建筑、精美的雕饰、车水马龙，少兴味，走向山野，投身自然，这不乏于自然生命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与慰藉的渴求，但陈复礼寄情山河并不忘怀世事，悠然南山又猛志常在。

　　陈复礼的作品黑白与彩色、纪实与画意各具特色。黑白纪实作品为数不多，但力度不凡。《搏斗》是他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20世纪60年代摄于越南北部湾海滩。惊涛骇浪，船上几名水手奋力拼搏的身影，与空中升腾状的云彩，上下呼应，惊心动魄。这正是他多年在南洋商海、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写照。《战争与和平》（1951年）堪称他的早期代表作，这正是他历经战乱、劫后余生的奋力呼唤；《战后》《血汗》《喜雨》无不浸润着强烈的忧世意识。他镜头中那些或恬淡优雅、或超逸旷达、或典雅清新的自然山水，给人以生命的慰藉与生活的勇气，也滋润着华夏民族的自尊、自信。在变革年代，他也情不自禁地向《起士》和《九斤老太》《荣归》中的村民投注深情的一瞥。这也从不同侧面勾勒出这个富有中国人文精神的艺术家忧国忧民的天地胸怀。

　　陈复礼对于文化精神追求的执着与真诚，还表现在创新不倦，老而弥坚。在摄坛褒贬不一的“影画合璧”可算是大师“耄年变法”的创举之一，是摄影家“画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又一次新尝试。“痴心难改”，其执着求索的精神远比结果更重要。更何况“影画合璧”确实留下了摄影家与书画家联袂的“佳话”和“佳画”。

　　一个人重视精神追求甚于重视物质享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其文化心理结构丰富到什么程度。作为企业家，陈复礼是典型的“儒商”；作为摄影艺术家，贯穿于其创作实践的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忧乐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恰如他的自白：“我的艺术生命根植于对祖国秀丽河山和民族文化真挚的爱”，“没有祖国兴旺昌盛，任何风光摄影都风光不起来”。可见，对于陈复礼人生价值取向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丰富阅历与素养，是他那海外赤子的炽热情怀。

　　5、 个体与群体的同步推进不遗余力

　　生命是一个过程。人生的价值只能体现于人际关系的现实群体之中。摄影艺术创作贵在个性风格的独特性，但就民族风格的整体而言则在于“和而不同”。陈复礼的摄影作品力求超凡脱俗，出类拔萃，在对摄影群体的推进方面也不遗余力。自我完善与自我超越，个体与群体的同步推进，更显示出严肃的民族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

　　陈复礼1944年在越南涉足摄影艺术，1952年即联络好友创建了越南摄影学会。1955年移居香港，1958年与友人合创香港中华摄影学会。这是香港第一个由华人创办的摄影组织，也是香港最富于活力的摄影群体之一。1979年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88年参与创办港澳摄影学会，当选第一任会长。在香港著名摄影家何宗熹《香港中华摄影学会简史及沙龙》一文中称：“陈君（复礼）30年来忠心于中华会，出钱出力，在今日的中华会无出其右，实属难能可贵。”谈及香港中华摄影学会筹建的缘由，陈复礼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憋气。”因当时香港摄影学会是独此一家，由英国人主持，且一切交流会务活动只许讲英语。陈复礼在各个摄影群体中参与筹划运作，不辞辛劳，其内在驱动力就是“让我们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我们”。这正是中国摄坛志士仁人的共同心声。

　　1960年，陈复礼在香港创办《摄影艺术》月刊，1964年改版更名为《摄影画报》，先后任督印兼主编、董事会主席；1980年参与创办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中国旅游》月刊，任社长。在《摄影艺术》创刊号发刊词及《摄影画报》第4期的“致读者”一文中，陈复礼都曾开宗明义地谈到其办刊主旨在于“办一份国际水平的摄影刊物”，“来和外国争衡”，一方面“迎接国际摄影创作的高潮”，另一方面“填补香港和东南亚在这方面的空缺”。从办刊的指导思想而言，陈复礼还特别强调理论的价值，认为“技术是有心灵的。导之善则善，导之恶则恶”，“运用之机，只存在于影友一己的心上”，主张题材、手法的多样，“摄影风格不可能限于一尊”。其理性思维的自觉、清晰和推进民族摄影事业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事实上，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就而言，器识、胸襟的高低是远比技艺水平更重要的前提。陈复礼摄影理论上的创见和倡导，更显出他的远见卓识和大家风范。

　　时值陈复礼大师诞辰110周年，怀思景仰，回望、梳理、研读陈复礼的人生道路、创作理念、革新精神与行业担当，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未来价值。当今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物质生活富足，艺术流派百花纷呈，现代与当代艺术观念相互激荡，摄影迈入大众文化阶段，数字科技不断拓展当代影像的发展空间。让我们承袭先生留给后世的发自诗心、追求天人合一、契合人性天理与时代规律的审美境界，在时代浪潮之中守住摄影的人文根脉，走好中国影像的求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