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综合了中国民族音乐、戏剧艺术以及地方文化要素的舞台艺术形态，民族歌剧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民族精神风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功能，并扮演着推动地方文化进入国家艺术话语体系的重要角色。我国歌剧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不仅显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影响力，也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百色具有深厚红色底蕴及独特壮瑶文化，孕育出《百色起义》《壮锦》《扶贫路上》等诸多民族歌剧精品，不仅构筑了具有鲜明辨识度的地域文化叙事体系，还深挖当代现实题材，实现了从地方风物描摹向民族审美塑造的转变。在此背景下，立足百色民族歌剧创作，梳理其文化叙事的演进逻辑，对于推动地方民族歌剧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经验的艺术转化：百色民族歌剧的文化基础　　

　　百色民族歌剧是对特定历史背景、文化基因及社会生活经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百色既是壮族主要聚居地之一，也是革命老区，长期积淀下来的民间故事传说、各民族审美心理、革命斗争历史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等，都是民族歌剧题材的重要来源，使得民族歌剧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民族风格和时代印记。　　

　　从文化来源看，壮族神话传说、民间音乐、仪式文化与生活美学构成了百色民族歌剧最初的叙事根基。其中，壮族关于生命起源、自然崇拜、家庭伦理的传统观念，通过口述史诗、民歌演唱、节庆仪式等方式长期流传，并不断沉淀为区域性的审美经验。除民族文化资源外，革命历史经验也是百色民族歌剧文化叙事的重要来源。百色既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革命历史叙事中的重要空间场域。革命历史并未以纪实方式直接进入歌剧文本，而是经由人物形象塑造、情境建构与戏剧冲突重组，逐步转化为具有审美张力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新时代社会实践进一步拓展了百色民族歌剧的文化边界，使地方经验由历史记忆转向现实书写。例如，《扶贫路上》以黄文秀事迹为原型，将脱贫攻坚实践、青年担当意识和基层治理经验纳入艺术叙事体系，实现了现实人物的精神活化与当代引领。　　

　　人物塑造是民族歌剧完成价值表达与精神建构的重要路径。百色民族歌剧更强调以人物形象作为文化意义的承载主体，通过人物命运、身份转换与精神成长实现价值升华。　　

　　神话形象的艺术再造，实现了民族精神意象的提炼。例如，《壮锦》依托壮族民间传说故事，通过阿妈与其子女，构建起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群像。剧中人物在神话中重生：大儿变成驮娘江，小儿变为马骨胡，阿妈变成红棉树，人物最终从现实中的人演变为民族的文化符号。　　

　　革命人物的舞台塑造，推动了历史记忆的认同升华。例如，《拔哥》聚焦韦拔群的革命实践，把革命的历史变成审美的舞台叙事。《拔哥》侧重于革命者与人民的关系建立，“拔哥”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民间认同色彩，它消解了身份的疏离感，增强了革命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感情认同。　　

　　时代人物的艺术书写，拓宽了民族歌剧精神生成的现实维度。例如，《扶贫路上》是基于黄文秀事迹创作的新时代作品。黄文秀是一个从乡村到大学再返回乡村的青年典型，也成为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精神的践行典范。　　

　　百色民族歌剧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地方性文化资源进行艺术复现，而是借助歌剧这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将地域性的经验转化为民族审美的系统表达。　　

　　百色民族歌剧实现了地域文化从“民俗资源”到“审美资源”的转换。壮族的神话传说、民间音乐、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的存在状态更多的是民间流传和日常生活运用。在民族歌剧的创作中，它们经过了音乐上的重新组合、戏剧上的重新构建、舞台上的重新诠释，使其在当代的文化表达系统中实现再生。　　

　　百色民族歌剧拓宽了民族歌剧表达的边界，推动民族审美从历史叙事到时代书写的转向。百色民族歌剧在延续历史叙事的同时，又把脱贫攻坚、基层治理、青年成长等现实题材引入创作，赋予了民族歌剧更强烈的时代感。　　

　　百色民族歌剧实现了地方文化记忆与民族叙事间的深层连接。地方文化进入民族艺术体系，并不意味着地域性的消解，而是在保持地方特色基础上完成价值升华。《壮锦》所体现的共同幸福理念、《拔哥》所承载的民族团结精神、《扶贫路上》所呈现的共同奋斗意识以及《花瓦传奇》所彰显的家国情怀，共同构成了百色民族歌剧的精神表达体系。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