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雷雨》是中国新戏剧的“生命之树”
——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剧目创排计划”作品《雷雨》说开去
为响应《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联合刘杏林舞台设计工作室开展中国剧目创排，于4月10日至14日演出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剧目创排计划”作品《雷雨》。这是继2025年创排《北京人》后，该计划推出的第二部作品。
《雷雨》是曹禺剧作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也是被研究、评论、排演最多的一部。“一部《雷雨》，历演不衰。即使在今天读来，我们仍为剧中人物内心的轰鸣所震撼。我们也惊异地发现，至今很少有哪部中国话剧剧本能够超过它的艺术水准。曹禺笔下的诗意，曹禺笔下的现代性，曹禺对于众生的悲悯情怀，为我们提供了极具美学价值的创作课题。”该剧艺术总监刘杏林谈道。
《雷雨》的典范性是在一场场演出中建立起来的。1934年，《雷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1935年，这部剧首先由中国话剧同好会的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演出了3场；同为学生演剧团体，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也曾演出《雷雨》；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剧社把《雷雨》搬到舞台，剧社请来的导演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的欧阳予倩。同年，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中国旅行剧团”带着《雷雨》走遍大江南北。1937年，中国戏剧学会在南京公演《雷雨》，曹禺亲自饰演周朴园，导演马彦祥饰演鲁贵，这是剧作家亲自担任角色的一次演出，阵容整齐豪华。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提出将“五四”以来优秀的话剧作品搬上舞台，曹禺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和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三位副院长共同商议，决定排演《雷雨》。1954年，夏淳在他导演北京人艺经典版《雷雨》的手记中写道：“这个剧本之所以吸引人，恐怕不完全因为它是一出动人心魄的家庭悲剧，有那么曲折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因为作者以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气魄概括了一个使人不能忍受的悲剧的时代。”夏淳从“家庭”这个中国几千年来用以构成社会的基本结构着眼，看到了《雷雨》的现实性和深刻性，这是《雷雨》始终保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原因。此后的70余年里，《雷雨》在北京人艺上演了超过600场，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保留剧目。
20世纪50年代，正值中国戏剧界全面、系统吸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时期。《雷雨》成为这一体系与中国本土演剧实践相融合的绝佳“试验田”与“奠基石”。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一版又一版的排演，在纸上与场上的结合中，沉淀出了《雷雨》最宝贵的演出经验。1963年，中央戏剧学院导训班毕业的欧阳山尊带领导演系59班排演实习公演剧目《雷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曹其敬当时作为学生在剧中饰演侍萍，并担任该剧的导演助理和舞台监督。6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剧目创排计划”作品《雷雨》的导演正是曹其敬的学生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主任、教授曹艳。
曹禺曾在《雷雨·序》中写道：“我不在这里讨论‘序幕’和‘尾声’能否存留，能与不能总要看有否一位了解的导演精巧地搬到台上。”2003年，曹禺的学生、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徐晓钟圆了他的梦，将“序幕”和“尾声”搬上舞台。为庆祝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20周年，徐晓钟导演《雷雨》，该演出云集了23位获得梅花奖的演员。
《雷雨》的暴风雨，在中国话剧史上激荡了近一个世纪。谈及此次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剧目创排计划”再排《雷雨》的构想，曹艳谈道：“曹禺先生始终主张戏剧要有‘抓取灵魂’的力量，我们受此教诲，试图再次唤醒藏在文本深处的这缕‘戏剧之魂’。此次创排，我们深入发掘传统，重构文本、身体和空间，让剧作中那些永远无法消散的隐秘‘灵魂’在当下再次浮现。曹禺先生埋在字里行间深刻的灵魂叩问，就是《雷雨》的‘永生之源’，它不断地得到时代的回响，‘声声’不息。我们深知，悲剧从不是为了让人沉沦，那一道道伤口，正是光照进内部的地方，《雷雨》‘残酷’，但最终指向的是生命的救赎与精神的超越。”
“在演出中寻求诗的语法，是这次排演的尝试要点。因而，叙事不再依照原作表面的线性顺序，而是被情绪和人物内在逻辑重新连接的蒙太奇；演员的形体动作与口头语言的关系被放大或重组，形成新的表现结构；舞台试图呈现一个现实与记忆交织的精神世界，遍布的暗影掩藏着剧中人物命运的隐秘，又如同积蓄的阴云，最终以灭顶的暴雨吞噬整个舞台。”刘杏林谈道，将原本文学的表达转化为舞台的语汇，需要不遗余力地解析和认知，“事情很难，有很多不确定和不可及，但也很值得。因为我们的职业与伟大剧作的关系本该如此”。
“《雷雨》是中国新戏剧的‘生命之树’。”该剧另一位艺术总监、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所长高音认为：“《雷雨》产生的时代与我们渐行渐远，我们的观看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也许演出了90年的《雷雨》渴望以一种陌生化的崭新方式在舞台上重生。曹禺先生自己说他在构思中，就有一种向往，那种层层展开、反复重叠，螺旋式上升，不断深入升华的构架，似乎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也许正是这种结构上的憧憬、这种对有意味的形式的探求，为本剧的重新阐释提供了活水源头。”高音说。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科研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