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倡导学习书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在明清时期，朝廷大力推行教化政策，促进了儒学思想在广西土司地区的传播。其中，有不少土司研习儒学，并且在其所管辖区域设立书院，推广儒学。在古代儒学教学内容中，“书”属于“六艺”之一，包括识字与书法学习。据张翀《建思恩军民府儒学碑记》可知“思恩有学，自岑瑛始”，明永乐元年（1403年）思明府土司黄广成设立太子泉书院。这些兴学校、立书院的行为，传播了儒学思想，其中也包含土司倡导学习汉字书法的蕴意。

　　在书院教育系统的书法学习中，其学习范本的选择与书写内容的选择都值得注意。在范本的选择上，往往选择儒家推崇的名家碑帖，如书如其人的颜真卿、君子藏器的虞世南、字藏风骨的欧阳询等名家所作碑帖；在书写的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重点，要求临写《论语》《大学》《中庸》等经典。从左江流域明清时期的土司、士民的楷书石刻书法看，他们的书法面貌基本以颜真卿、欧阳询风格为主，由此也可以反映书院书法教育之功。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迁隆土司黄振纪倡建迁善书院，并亲自撰写了《鼎建迁善书院前碑序》，后邀请方辰闰以颜体风格书丹。总的来说，土司兴儒学、倡书艺的行为，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

　　土司自身学习书法，塑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历史记忆 

　　明弘治年间，朝廷规定土司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土司在承袭之前，必须接受儒学教育，因此汉字书法必定是他们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所见土司石刻大抵可以分为楷书、行草书两类。从这些石刻可见，不少土司具备很高的书法水平。

　　楷书石刻书法以取法颜真卿风格为主，并兼融欧体、褚体艺术特征。如岑瑛书法多为榜书，其《兴宁》《归顺》石刻深得颜真卿雄浑气象。赵福惠在岜仰山有关三月“歌圩”节的石刻，书法结构宽博，用笔遒劲，具有颜真卿和褚遂良的书法特征。龙州土司赵英的《月色洞天》石刻，笔画厚实，结体重心偏下，有拙趣。安平州土司李秉圭书丹《修庐山神像楼阁碑记》以颜体风格为主，清雄磊落。

　　行草书石刻以大新县安平州土司李明恋、大新县恩城州土司赵芳声、泗城州土司岑绍勋与岑云汉的石刻为代表。李明恋的《题会仙岩》行书石刻，取法米芾，笔法八面出锋、结体欹侧多变。赵芳声的《登观音寺分得“龙”字勉书怀社长韵》草书石刻，草法纯熟，一气呵成；岑绍勋、岑云汉在凌云县留下不少石刻书法，其中《泗城岑氏族谱》石刻记录岑云汉“书敦毛诗左传、善书画”。岑绍勋的《引退诗》行书石刻取法“二王”一脉，笔画厚实，动静相宜。岑云汉的《渔家诗》行书石刻深得《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韵味。可以说，土司石刻书法是土司群体勤于学习书法的明证，这些石刻成为当地的重要文化景观，也成为后人反复确认的文化记忆场所。

　　土司讨论书法，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享文化符号 

　　广西土司能够掌握多种字体且进行独立书法创作，具备了较高的书法审美意识，可见其对书法实践下过不少功夫。同时，也有土司不满足仅仅在艺术实践创作上，而是结合自己的书法实践与文化学习，上升到对书法理论的思考，并将这些思考也融入书法创作之中。

　　明代恩城州土司赵斗清的岜字山摩崖石刻《又谈古风意曰》一诗就表达了其对书法理论的思考。该石刻位于大新县恩城乡新圩村的岜字山摩崖上，内容为：“龙州流倚未清平，衣锦规模快活城。闲步游岩逢古字，顿笔岩前重别成。恩城世代文官现，举笔成章透上清。入木三分未为重，兰亭柱上七分兴。”林京海在《广西书法史》中认为：“该诗是目前所见历史上广西土官所作最早有关论书内容之诗。”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赵斗清对前代土司书法得到古法，追求魏晋风韵的欣赏，又表达了自己对书法的理解，提出了书法不应停留在笔法上，应侧重书写情景的即时遣兴。明代泗城州土司岑云汉性格乐观、好游。游玩时留下不少题刻，有时因手恙，而请弘一道士黄蒿代笔。岑云汉自述：“象奕书画，从心所举。”其《右江上吟》石刻写道：“右江上吟系六十岁老人，病手之六年，两指握笔，自无锋芒，其理然也，乎哉！后人勿笑。”可见岑云汉主张技从心发、自在从容的书法创作主张。由此得知，土司在学习书法过程中，既追求独特的书法风格，又着力对书法理论有所建树，让书法作品成为技道合一、文翰兼美的共享文化符号。

　　除了兴儒学、倡书法外，土司群体自身也热心研习书法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部分土司还能提出独到的书法艺术主张。可以说，土司群体对书法的推崇，是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受的重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司石刻书法也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讲师；本文系2023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左江流域石刻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3FZL0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