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来自民间，深受观众喜爱。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在新的舞台条件下放大曲艺的个性魅力，同时不伤其质朴真味，使得曲艺的本体特征得到充分地守护与张扬，是个值得思考的课题，《红军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红军花》分为《喇叭声咽》《雄关漫道》《大渡桥横》《万水千山》《红旗漫卷》5个篇章，江西鄱阳大鼓、评书、广西文场、对口快板、贵州琴书、小品、四川谐剧、群口快板、四川竹琴等多种曲艺形式自然贯穿其中，既在思想内容方面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相契合，穿针引线、烘托点染；又在艺术表达方面充分尊重曲艺的特点和规律，沉郁苍劲与悠扬婉转各美其美，个性突出、气韵生动；而剧作整体的思想容量、故事架构等又强化了单个曲艺节目的感染力、丰富了单个曲艺节目的内涵，达到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圆融之境。

　　本体特征必须守护传承，而表现题材自当与时俱进。在以往印象中，人们常常认为曲艺擅长表现家长里短、日常温情，这固然没错，但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曲艺驾驭宏大题材、承载理想情怀的能力。实际上，从唐代变文讲唱历史故事到宋代说话演绎天下兴亡，再到近代尤其是现当代曲艺名家心系家国大义，曲艺、曲艺人从未将自身局限于柴米油盐。在这个意义上，《红军花》向历史致敬、向时代致敬，亦是向自身深厚、光荣的传统致敬，还是对曲艺叙事抒怀领域、内容题材边界的进一步拓展。“大娘十里追针”体现军民鱼水情，“活报剧排练”凸显四渡赤水之惊心动魄，“爬雪山过草地”“饥饿中吃鼓皮”等情节表现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宏伟气魄……《红军花》通过小人物的视角和故事表现长征，以曲艺说唱再现并致敬伟大历史，几块竹板、一面大鼓，自有气壮山河的雄浑、一往无前的担当。

　　眼光从宏大历史聚焦到具体作品，《红军花》在艺术上的探索与突破同样值得注意。有学者表示，交叉融合、边界模糊是当今艺术的共同特点，其背后是整体文化生态的沿革，源自当今社会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的深刻转型。当代观众能够轻松便捷地通过多种媒介形式获取不同的文化娱乐享受，新媒体、新技术也催生了全新的审美接受环境、消费场景。市场和观众对传统的艺术形式抱有新期待，是从业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曲艺与戏剧的结合并非新鲜事，然而以往不少尝试要么以戏剧为主、曲艺为辅，沦为“话剧加唱”；要么机械地理解和强调曲艺的说唱特点，拒绝戏剧结构的内在要求；还有的几乎就是让戏剧情节为“耍贫嘴”服务，严重降低曲艺剧的艺术格调。以上种种皆不足取。《红军花》的出色之处，恰在于让曲艺与戏剧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让戏剧结构成为坚实的骨架，让曲艺唱段成为有机的血肉。四川谐剧《跟你走》以一人独演的假定性，契合了渡口边个体命运的抉择；群口快板《飞夺泸定桥》以密集的节奏，展现军事行动的紧迫感；贵州琴书《穿针引线》以细腻的抒情，为“大娘十里追针”的军民情谊提供情感的容器、为观众的情感共鸣提供戏剧的“端口”……《红军花》中的曲艺节目都在适宜关头自然发生，恰到好处，无斧凿之迹。

　　在《红军花》中，曲艺节目没有被稀释为戏剧的附庸，戏剧也没有被打断为曲艺唱段的串烧，曲艺和戏剧在彼此对话的空间中生发出一种“曲艺的戏剧性”和“戏剧的曲艺性”。在理论层面，这是曲艺美学传统与艺术表现的守正创新，其内涵、意义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在实践层面，曲艺找到了一种既能延续自身特色、又能回应现代观众审美习惯的精彩有效的表达方式，为曲艺进一步走向市场、走向年轻人、融入当代社会生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当代从业者创造舞台、为曲艺的当代传播打开空间、为艺术品种的未来发展培养知音，其间的重量，不言自明。

　　《红军花》的剧名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意象：红军草鞋踩过的地方长出无名的花朵，那是草鞋上带来的种子，生命力顽强、开花结果。从泥土里生长出来、最终传遍祖国大地的，除了伟大的革命理想信念，还有生生不息的曲艺。曲艺不仅记录历史、表现历史，其本身就是宏大历史的一部分。曲艺与其表现对象之间的微妙同构，亦是《红军花》留给人们的一个意味悠长的启示，从中汲取智慧，有利于走好曲艺发展的路，走好文艺事业的路，走好新的长征路。

　　（作者系《中国文化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