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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工智能,我们为何需要“情感转向”?

时间:2026年06月15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邓瑗

图片由AI生成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科幻小说描摹的场景似乎正在变为现实。与此同时,我们也在重新召唤人类的主体性,呼唤“活人感”,要求“情绪价值”,转向“情感经济”。这似乎构成了一组悖论,前不久某平台推出“AI艺人库”引发的争议,正好代表了这一趋势的两个侧面:在科技赋予各行各业更多可能性之时,我们也进入了一个更丰沛的“情感时代”,或者说,正是技术的加速发展,让“人情味”在当下显得愈发可贵。

  “情感时代”的来临,正是当下人文学界出现“情感转向”的一个重要语境。早在2007年,克拉夫、哈雷主编的论文集,即以“情感转向”(The Affective Turn,又译作“情动转向”)命名;2012年,普兰佩尔在美国《历史与理论》杂志上组织了一场关于情感史的对话,参与者大体认可,近些年情感史研究呈现的繁荣可称作一种“转向”。在中文学界,2006年王德威对“抒情传统”的重新阐释,将“抒情”转化为一种“批评界面”,召唤出其在当代的生命力。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召开,以“情感史”为主题之一,也引发了中国学者对情感史的集中观照,这一研究热潮至今方兴未艾。此外,社会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了对情感的关注,可囊括在广义的“情感转向”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为何会出现“情感转向”,除了“情感时代”的到来这一显表的原因外,另一深层动力是,不同学科的情感研究者,都逐渐转向了以情感为方法,即将情感视作一种解决后现代主义危机的可能性。例如,情感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雷迪在2010年普兰佩尔组织的访谈中已指出,情感史并非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而是一种考察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的路径。而其代表性著作《感情研究指南》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从情感的角度提出了一种重新理解自我的方式,即借由“衔情式话语”,形成一种临时的、不稳定的主体——既不同于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的、大写的“主体”,也并非后现代主义的“虚幻的自我”,而是“游移于内外之间、超越主客体二分的灵动的主体”。因此在雷迪这里,“情感转向”不仅为现有研究提供了一个前人鲜少关注的领域,且实际上构成了化解后现代主义危机的一种方式。它真正要回应的,是这样的问题:在碎片化的语境中,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种开放的情感共同体,让人既不陷于原子化的孤独处境,也不沦为公共意志下被抹杀个性的无名之辈?换言之,“情感转向”试图超越身与心、内与外、个人与社会的二分,以更具连带感的方式,构想一种既尊重差异又承诺共识的共同体。

  那么,情感何以能够达成这一目标呢?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情感研究的革命性变化有关。认知心理学的新发展让研究者认识到情感可能具有认知的维度,而打破了情感与理性的二分法,以及“情感是内在的、个人的、非理性的”这一“常识”。文化人类学对不同民族情感表达的田野调查则导向了建构主义的思路,让学界开始正视情感为社会文化所影响的层面,也冲击了“情感作为一种普遍天然的人类心理状态”这一固有认识。就此而言,何谓“情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人们不再把“情感”看作不言自明的心理感受,或具有某种内在本质,而更注重其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通,及其连带感可能发生的效力。正如文化理论家萨拉·艾哈迈德所言,与其问“情感是什么”,不如问“情感能干什么”。她的《情感的文化政治》一书,正是将情感作为言语行为来考量的——言语行为更看重的不是表达的内容,而是其效用,即在由说话者、媒介、接受者等构成的流通环路中产生的现实效果。由此,“情感”被理解为了“一感一应”的能量,有的研究者特意提出“情动”(affect)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强调“情感”作为感应能量的维度。而从这个角度理解“情感”,意味着情感并不属于某一个体,而是在整个流通环路中生成的潜能,在“一感一应”的过程中,互动双方都被改变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你也不再是原来的你。正是感应的连带性,建构了一种开放的、变化的主体,而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一种处在不断流动之中的情感共同体。

  这一“情感转向”的思路,并非全然是外来的。事实上,中国思想史上本有着源远流长的情论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泽厚对“情本体”的构想,以及近年来“抒情传统”的回归与发展,都是基于本土经验建构情感共同体的努力,回应和深化了“情感转向”的思潮。就此而言,“情感转向”并非海外学术思潮的横向移植,而是根植于中国的本土语境,并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关怀,它的最终目标不是为已有研究增添一个可有可无的新话题,而是指向了这样的思考:当我们以情感的角度看世界时,世界是怎样的?

  当然,在各种学术研究纷纷以“转向”自诩的当下,“情感转向”能否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并接力“语言学转向”成为21世纪的主潮,尚存疑问。因此,“情感转向”与其说是对现有研究的一种客观描述,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它提示了一个走出当下困境的可能方向,但我们终究能否抵达,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编辑部主任

(编辑:陈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