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如何推动地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并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议题。随着网络媒介与流量经济的兴起，以IP化开发为路径、通过影视戏剧等对地方历史人文资源进行艺术转化的实践愈发普遍，“人文艺术赋能地方经济”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但是，其具体实践并非完全尽如人意，一些对待和运用地方人文资源的观念路径、方式方法尚存偏颇误区。在这方面，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启示。它以潮汕侨乡为叙事基底，以素人演员为表现载体，以“情义”为核心价值，为“人文艺术赋能地方经济”完成了一次具有示范意义的艺术实践。

　　启示一：将“符号在场”提升为“文化在场”

　　有些创作者在处理地方人文艺术资源时，只满足于将非遗、民俗、风物等地域符号进行简单罗列与展示，错把“符号在场”等同于“文化在场”，在这一过程中忽略了艺术的真正主体——人。其结果便是银幕上物象丰富却人物单薄，这正是“见物不见人”的现象。

　　《给阿嬷的情书》的创作实践表明：地域文化符号的转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能否有机嵌入人物的命运轨迹与情感逻辑。这种创作自觉，源于导演对潮汕文化近二十年的持续深耕。从2006年萌生创作念头，到历经十年纪录片拍摄与电影创作积累的经验，再到《给阿嬷的情书》作为“潮汕三部曲”的终章，其创作根基始终未离开对“人”的关注。筹备阶段，主创团队奔赴东南亚、欧美多地，走访近三百个海外华人家庭；剧本定稿后，又耗时半年开展专项田野调查，在泰国电影资料馆翻阅百年唐人街影像。所有这些田野工作，都是为了让人物的生命感更加饱满。正如导演所言，他所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源于他见过、相信过的人。这种“求真、求实”的创作原则，从一开始就将“人”而非“物”置于核心位置。

　　正是基于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创作立场，影片得以从容地将三类符号有机编织进人物的命运轨迹：人名符号如郑木生、谢南枝、叶淑柔，姓名字义暗含性格隐喻与命运伏笔，“木、枝、叶”的同根共生意象，本身就指向人物间的情感联结；地域物象符号如侨批银信承载的纸短情长与救济守望，不正是思念与爱吗？而橄榄的苦甘交替、木棉的热烈孤勇，皆是情感的外化与地域性格的缩影。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对符号的运用始终保持高度克制：导演蓝鸿春并未堆砌英歌舞、牛肉丸、工夫茶等人尽皆知的潮汕标签，而是“把镜头压低，贴着日常生活走”，始终以人的情感为载体，让文化自然流淌、直抵人心。

　　这种内敛的符号叙事，让影片的意蕴无需堆砌，而是通过留白与暗示悄然抵达观众内心。导演蓝鸿春曾坦言：“人生已经很颠簸了，我们作为叙事者，要尽量克制地回望。”影片始终紧扣“有情有义”的价值内核，所有符号最终都回归到对人心的叩问与对情感的致敬——这恰如中国艺术精神中“以少胜多”“计白当黑”的智慧，相信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远比浅表化的文化陈列更醇厚、更具穿透力，从而在有限的地域叙事中，拓展出无限的精神余韵。

　　启示二：流量密码藏在真实诚意中

　　曾几何时，部分创作者将明星阵容、热门题材与网红话题奉为“流量密码”，以既有爆款为模板进行模式化生产，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兑现市场回报。然而，这种流量逻辑的过度依附，恰恰消解了艺术的核心竞争力：不可复制的真实性与独创性。《给阿嬷的情书》的反向实践表明：真正的密码不在于外部套路，而在于创作者对人本身是否怀有足够的耐心与虔敬。

　　导演蓝鸿春主动放弃明星策略，意在“保持一种极致纯粹的情感维度”，避免银幕形象被偶像光环稀释。他提出“共情力大于演技”的选角标准，实则是对非职业表演美学的自觉回归，因为素人演员无法依赖表演技巧，只能调动自身真实的生命体验。为此，导演甚至引入人格测评，力求让演员与角色在心理层面达成深层契合。最终入选的李思潼，正是通过短视频平台被发掘，其恬淡气质与角色原型形成精神共振；剧组为她编撰的12万字《暹罗生活指南》，更是一种“情境建构”式的表演准备，旨在通过历史想象补全演员的时代感知。在表演指导上，导演坚持情感逻辑优先于戏剧冲突的原则。84岁素人吴少卿饰演老年叶淑柔时，凝视全家福即兴脱口而出的一句潮汕方言：“你走这么早，这么多孩子怎么办呢？”因演员自身生命经验的投射，迸发出惊人的情感真实性。导演盛赞其为“写不出的天然悲悯”。

　　从人文经济学视角来看，批量复制既有成功模式，反而可能导致文化产品高度同质化，价值也迅速耗散。而《给阿嬷的情书》则证明了另一种创作逻辑的可行性：不迎合任何外在套路，只忠实于人物与情感的内在真实。这正是对当代电影创作朴素也深刻的启示：流量的真正密码，藏在创作者与真实生活之间那份不可让渡的诚意之中。

　　启示三：地方性通往普遍性的内在逻辑

　　从根本上说，任何具有世界性价值的艺术作品，都必然根植于具体的民族性与地方性土壤。叙事作品尤其如此——故事中的人物无法悬浮于抽象真空，他们必须植根于特定的地域风土，栖身于具体的历史时空，其情感逻辑与行为方式，无不刻着地方文化的深刻印记。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性正是艺术获得生命质感的前提。

　　然而，从具体实践来看，具有民族性与地方性特色的艺术，并不必然能自然通向世界性与普遍性。现实中不乏这样的地方文化作品：它们堆砌丰富的民俗符号与地域景观，却因过分拘泥于“强调地方性”而陷入自我封闭——创作者的视野被地方性所框定，将表现地方本身当作目的，而非将其作为通往普遍人类经验的桥梁。其结果便是，作品固然保留了地域的原汁原味，却丧失了与更广阔世界对话的精神能量。

　　人文经济学视角揭示了这一困境的根源：过度聚焦地方性，本质上是将文化资源从人文价值维度窄化为地域标识的陈列。当创作者未能辩证理解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时，地方文化便无法完成从“地方性知识”到普遍人类经验的有效转化，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也难以实现跨地域的传播与认同。

　　《给阿嬷的情书》的实践恰恰为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范本。影片深扎潮汕文化土壤，却始终以“情义”这一人类共通的精神坐标为叙事核心。侨批不再仅是侨乡特有的历史遗存，而成为“跨越时空的牵挂”的物化象征；橄榄的苦甘不再止于地方味觉记忆，而升华为对人生况味的隐喻。尤为关键的是，影片对潮汕方言的使用同样遵循这一辩证逻辑：方言不只是地方性的身份标签，更被还原为情感最自然、最本真的表达载体。这一系列转化的深层逻辑在于：地方性符号之所以能承载普遍性情感，是因为创作者的镜头穿透文化表象，触摸到了符号背后属于全人类的基本处境——等待与离别、承诺与眷恋、守望与释然。于是，地方性在这里不再是普遍性的对立面，而成为普遍性获得质感、深度与可信度的唯一通道。影片的启示正在于此：对地方性的深耕不是刻意制造差异，而是为了让普遍性获得更坚实、更具说服力的情感依托，这正是地方性通往普遍性的内在逻辑。

　　《给阿嬷的情书》的深刻启示正在于此：地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从来不是一道关于“保留多少地方性”或“迎合多少普遍性”的选择题，而是一场从“见物”到“见人”的美学转向。当创作者以足够的耐心与虔敬，穿透文化符号的表层，触摸到那片土地上人们的呼吸、爱恨与坚守，地方性便不再是理解的屏障，反而成为通往普遍性最可信的桥梁。影片以素人之身、方言之声、节制之笔，完成了对地方文化资源人文价值的深度开掘。它不依赖符号堆砌，不迎合市场套路，不固守地域边界，抵达了人心，实现地方文化的普遍认同。在这个意义上，《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更是对人文经济学基本命题的朴素回应：文化的力量终究来自对人的庄重凝视；而经济的可持续活力，也终将回归于这种凝视所激发的精神认同与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