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几年前,我在南京参观六朝博物馆,有幸由馆长胡阿祥亲自讲解。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这座馆的来历。它原先是一块商业开发地块,施工前的例行考古勘探,在地下约两米处发现一段夯土包砖墙与壕沟,考据为六朝建康宫城,即俗称台城的东墙遗址。几经论证,南京决定调整地块用途,原址保护、就地展示,2014年8月六朝博物馆建成开放。今天在负一层,观众仍能俯身看到1700年前的城墙与护城壕。为一处遗址让出一宗地块,这个决定的分量,比一座建筑的落成更值得记住。二是胡先生的精彩讲解,他从衣冠南渡讲到魏晋风度,有起有落,意蕴深远。我当时想到的是:人们对南京并不陌生,可要问六朝古都是哪六朝,可能许多人并不非常熟悉。恰好,10月29日起,央视纪录频道播出6集历史文化纪录片《六朝》,正是面向大众的一次精彩讲解,更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朝的精彩再现。
金戈与笔墨之间,发现六朝的精神世界
六朝,承汉启唐。这里有孙权建业的雄心、王谢世族的风云,也有王羲之曲水流觞的风雅、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有战乱离散的沉重,也有个体生命意识的舒展。“六朝如梦鸟空啼”“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六朝风流成为后世不断追慕的精神故乡之一。但它对今天的观众仍是一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名字耳熟能详,细节却未必清晰。360年政权更迭频繁,台城被隋平毁为田,连研究者也要靠考古发掘判断都城布局;线索如此交错,长期缺少系统呈现,公众自然只记得住名字。
第一集的开篇处理得很巧:从唐代许嵩在金陵写《建康实录》讲起,点明六朝第一次成为这六个朝代的统称正是在这本书里;再回溯孙策渡江、孙权迁治秣陵改称建业、公元229年定都于此,直至公元589年隋军攻入台城。此后各集分别从都城营建、世族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探索与对外交流展开,六朝不再只是名士风流的代名词。
这部片子最见功力的,是它对人物的处理:不罗列成就,而交代处境与选择。陶渊明41岁辞去彭泽令,此前已在官场浮沉13年,督邮到县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归去来兮辞》因此不只是美文,更是一封决裂书。王羲之的故事从7岁丧父讲起,父亲王旷兵败失踪,叔父王廙教他“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书法成了这个少年安身立命之处。祖冲之少年时遭遇刘宋宫廷政变,只能与父亲闭门不出。谢灵运49岁以谋逆罪被处死。晚他约80年的谢朓卷入政治纠纷,36岁死于狱中。
此片颇值得称许之处,在于它没有把六朝浪漫化——个体意识的舒展与艺术趣味的自觉,是在战乱、迁徙和政治倾轧中生长出来的,代价真实而沉重。
让历史可看,让风流可感
历史题材既要讲清楚,也要看得进去。此片纪实拍摄、情景再现与三维及AI动态复原并用,让建康城的三重城垣重新站立,让兰亭雅集的羽觞重新漂流;剧情化拍摄把人物放进具体情境,使事件有起伏、人物有神情。张学锋、胡阿祥、张伯伟、许结、言恭达、陈传席等考古、历史与文学艺术学者出镜解说,为故事提供阐释空间。剧情再现带领观众进入历史,专业解说帮助观众理解历史,二者相互补充,使久远的历史既不停留在抽象的知识介绍,也不沦为脱离史实的戏剧想象。
气韵还须靠声音与光影传达。光影与场景的营造也在重现那个时代的精神意境;片方特邀作曲家创作配乐,融汇东方空灵与交响厚重的质感,为360年的兴亡聚散铺就情感脉络。支撑这一切的是6年里的笨功夫:为拍摄国宝《职贡图》筹措2个月、等待近4个月,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用纯金一比一复刻东晋帝王墓出土的金铛。创作者在意每一帧是否有出处,这份执念是历史纪录片的生命线。
让文物说话,让遗址重现
历史文化题材最难回避的质疑是“你怎么知道”。该片让实物出场作答。
羽觞是六朝最常用的酒具,有了它,曲水流觞就从典故变成可以想象的生活场景。东晋贵族墓出土的陶牛车俑,车厢宽敞、凭几可倚,宽袍大袖的贵族姿态把抽象的“风度”落到器物上,这件文物正是由胡阿祥先生在片中讲解的。南京幕府山丁奉墓出土的16件骑马乐俑,形象是西域胡人,一座东吴墓葬说出了当时社会的开放;象山琅琊王氏家族墓出土的玻璃杯带有明显的罗马工艺特征,鹦鹉螺杯则来自南亚,两件器物把六朝古都建康放进当时的世界贸易网络。2021年韩国百济故地出土一块墓砖,上刻“造此是建业人也”,烧砖工匠应是梁朝派往百济的人。南京博物院所藏《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则凝结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想象。
遗址的力量同样如此。孙权时开凿的破岗渎以一道道埭帮航船翻越茅山、直送都城;石头城、六朝城墙与南京西街遗址发现的梁代国门遗迹,让都城空间不再只是史书中的记载。一件器物关联着工艺、贸易与审美,一处河道或门址让都城格局落到地面上,观众不必依赖抽象的叙述信任,可以自己体会。
从六朝烟水,望见文明的绵延
回到开篇那个问题:政治上并不长久的六个王朝,究竟留下了什么。答案至少有四条线索说得清楚。
第一是文明的接续能力。永嘉之乱后,北方世族与人口大规模南迁,中原的礼仪制度、典籍学术与生产技术随之南下并在江南落地生根。中华文明没有因中原板荡而中断,反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关键史实。
第二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鲁迅曾说过,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六朝正是其充分展开的时期。隶书向楷、行、草演变,王羲之、王献之把书法的抒情性推到新的高度;绘画由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到谢赫的气韵生动,确立中国画的评鉴标准;萧统编纂《文选》,刘勰著《文心雕龙》,钟嵘写《诗品》,创作与批评相互激荡;干宝《搜神记》与同期志怪作品,则是一次想象力的集体觉醒。这些以往只在课堂上出现的概念,在纪录片的影像中重新变得可感。
第三是科学实绩。祖冲之在华林学省仅凭一根根算筹,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并编制《大明历》;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下青蒿治疟之法,1700年后,屠呦呦正是受此启发改用低沸点溶剂提取,青蒿素由此被分离出。
第四是开放与互鉴。康僧会由海路东来建业,法显以63岁高龄西行求法;到梁武帝时,建康已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教重镇,而栖霞寺千佛岩的造像已从深目高鼻转为褒衣博带的中国人模样。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过程有实物为证:开放不是单向的输出或接受,而是在碰撞中彼此交融。
回到六朝博物馆那堵墙。它既没有被搬进库房,也没有被推平回填,而是留在原地被看见。历史题材的创作也应如此:不能把过去改写成另一个样子,而是要让人看见它真实的样子,并给出一条可靠的路径走到它面前。纪录片《六朝》提供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径,从一处商业地块下的城墙开始,通向360年的兴亡聚散,也通向今天我们延续下来的精神世界——那便是中国人的诗意原乡。
(作者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