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明视域下东方经典的交响阐释
——评音乐会版交响芭蕾《西游记》
音乐会版交响芭蕾《西游记》演出现场
音乐会版交响芭蕾《西游记》演出现场
当交响乐队宏大的音响格局与《西游记》所承载的东方精神长河遇合，一曲跨越语言、飞越山海的文明回响便由此生成。10月10日晚，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苏州交响乐团迎来一场特殊的音乐会演绎。法兰西艺术院院士、终身秘书长、音乐家洛朗·贝蒂杰拉德亲自执棒，上演其历时数十载耕耘而成的纯音乐会版交响芭蕾《西游记》。
本场题为“情系中法”的音乐会，由中国文联、法兰西艺术院指导，江苏省文联、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文联、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主办。作品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由法国艺术殿堂级的代表性作曲家执笔谱曲、亲自登台指挥，再交由中国本土交响乐团完成舞台诠释。这样的演出组合，放在中法人文交流的历程当中，其实并不多见。由此也引出一个值得我们深究的议题：这部域外作曲家笔下的西游交响，其艺术品格究竟如何？它又能够为中华传统经典IP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带来哪些有益启示？
积念成谱，历久方得：一部跨越半生的创作求索
洛朗·贝蒂杰拉德作为法兰西艺术院终身秘书长，倾其心力为中国古典题材开展交响写作，并且专程来华执棒本土首演，可以说是一位域外顶尖艺术家面向中国文学经典的一次郑重的、发自内心的精神致意。尤为可贵的是他作曲家兼指挥家的双重身份：由总谱的书写者本人执掌指挥棒，总谱之上每一处速度、力度、气息的构思，不再经过二度阐释的中介，直接转化为乐团的音响现实。就音乐诠释而言，这种“自写自排自演”，最大限度保障了作曲家内心音响构想的忠实落地，实现从纸面音符到现场声响之间近乎“信达雅”的传递。
这部作品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作曲家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16岁那年，一册法文版《西游记》，就在他心底埋下了一颗创作的种子，写一部西游交响的夙愿自此悄然萌生。这份少年时代萌发的艺术执念，并没有马上化作音符和旋律，而是在漫长岁月之中不断沉淀发酵。2019年，他正式开启这一项跨国协同的创作旅程，与舞蹈家王亚彬展开合作，围绕舞剧配套的交响篇章反复打磨；2024年，该作走出中国国门完成海外巡演；及至当下，作品终于回到故事的文化故土，迎来完整版本的本土首演。整部交响以孙悟空的生命轨迹为叙事主线，铺陈漫漫西行的精神旅途。所谓九九八十一难，并不仅仅是取经队伍在神魔世界的外部历险；更是境遇的磨砺、欲望的自省，还有师徒之间情义的磨合，多重矛盾彼此交织缠绕。师徒一行正是在重重磨难的淬炼当中，一步步走向人格的完善与精神层面的升华。
想要把这部东方古典名著吸纳进西方交响的音乐语言体系，贝蒂杰拉德下了不少研读的功夫。他反复翻阅原著文本，沉潜于西游神魔叙事的精神世界，体察孙悟空身上桀骜、苦痛、求索与蜕变的完整人格；同时回望敦煌乐舞、传统戏曲声腔、民间音律这些东方音乐的审美根脉，在西方管弦乐写作逻辑与东方音韵意趣之间反复试探、取舍。写作的进程充满周折：落笔，推翻；再落笔，再推翻。如何把大闹天宫的雄肆、五行山下的孤郁、西行路途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转化为可听可感的交响音响，成为萦绕他数十年的核心创作命题。每一条旋律的推敲，每一组配器的斟酌，背后都是沉潜的劳作。那些听上去流畅自然的音乐段落背后，恰恰印证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就容易却艰辛”的创作道理。
贝蒂杰拉德最初曾经打算将《西游记》写成一部歌剧。据他自述，他的好友、中国作曲家陈其钢向他提出建议：汉语拥有四个声调，对于不通中文的作曲家，几乎很难在歌剧中妥善处理语言声调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他最终选择为交响乐团完成一部纯音乐会版芭蕾舞剧。于是，这部作品首先就要直面大型交响芭蕾的体裁定位与叙事结构难题。
作曲家舍弃歌剧体裁，转而依托完整交响乐团承载芭蕾叙事，也就意味着音乐一身多任，必须同时担负场景转换、人物塑造、戏剧推进与结构组织的多重功能。全剧时长控制在90分钟以内，却要覆盖取经启程、收徒、试炼、斗法、抵达雷音寺、功德圆满等一系列情节，故而在结构上只能采取“选段式”的写法，叙事起点直接设置于取经启程。这一处取舍本身就是重要的结构抉择：它把交响叙事的重心，从热闹的外部神魔传奇转向人物内在的修行历程，使得音乐可以在有限时长之内，集中铺展“行路—试炼—觉悟”这条精神线索。
在主题建构层面，作品系统性运用西方交响音乐成熟的主导动机发展技法，构建起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主题叙事体系，彰显了作曲家扎实的交响写作功底。贯穿全曲的核心主题分为两类，一为神性象征的观音菩萨主题，一为叙事内核的西行出发主题，双线交织、贯穿始终。其中，观音菩萨主题率先由中提琴独奏温柔呈现，后续经由长笛、单簧管、双簧管等木管乐器交替接续、衍变发展，音色温润灵动，奠定了全曲悲悯、超脱的精神基调。尤为精妙的是作品专属的“出发”（Departure）核心动机，其律动特质与结构功能，可与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中经典的“漫步”主题形成跨时空呼应。该动机全程贯穿整部交响，既是师徒四人踏遍千山、步履不停的西行行路写照，更是人物破除困顿、持续修心、终证菩提的精神隐喻，成为串联全剧叙事与内核的关键音响纽带。
在人物主题塑造上，作曲家以差异化的动机形态与织体语言，完成鲜明的音乐形象刻画。孙悟空的主题依托高音区连续下行的动机素材，叠加多层节奏错位与立体织体对位，凝练出其聪慧机敏、灵动跳脱、不受拘束的人物特质。猪八戒主题则以乐队全奏的厚重织体铺展成型，音响饱满浑厚、张力十足；在孙悟空与其对峙、交手的戏剧段落中，作曲家刻意打破规整节拍对称结构，以错落的不规则重音制造律动反差，既凸显出斗法场景的动态张力，更反衬出孙悟空身法洒脱、恣意不羁的鲜活姿态。对于沙僧这一相对内敛的人物，作曲家并未设置独立专属的主导动机，而是依托专属的音色组合与间歇性音响信号，暗示其沉稳隐忍、悄然随行、暗处守护的人物特质与出场方式。整体而言，作曲家摒弃了通俗改编中惯用的五声音阶、民俗曲调等标签化东方符号，纯粹依托西方管弦乐系统化的动机写作技术，为剧中人物、场景、心境构建出一系列辨识度高、延展性强、可交织对比的专属音响符号，实现了西方交响技法与东方叙事内核的深度适配。
节奏与节拍设计，同样有着鲜明的戏剧指向。“人参果树被毁”以7/4拍作为骨架，借不对称律动，营造固执、失衡的音响效果；再配合乐队音量的逐层叠加，让音乐呈阶梯式向上攀升。“对战金鱼精”改用6/4拍，摇摆不定的重音布局，渲染鏖战前夕的紧张氛围。“车迟国斗法”段落，定音鼓循环音型既暗喻受缚僧人的处境，同时也指向三位大仙设下的赌局；随后出现近似赋格的段落，木管声部对应众道士，古铙钹音响对应玄奘。不难发现，节拍、固定音型、音色对位在这里绝非单纯的装饰，而是直接参与戏剧的推进：非常规节拍映射险境与世事的变数；循环音型象征一次次降临的考验与博弈；音色对位，则把情节之中抽象的矛盾对抗落实为可以直接听见的听觉关系。
落实到配器与音色语言，作曲家并没有大量铺陈中国民族乐器，而是在大型管弦乐队基础之上，添置五块大小不一的木鱼与中国古铙钹，并且把古铙钹的音色同现代钟琴融汇在一起。这一套配器策略值得细细玩味：它不是简单的“民族乐器+西方乐队”拼贴式的东方主义写法，而是将为数不多的几件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作为结构性音色嵌入管弦乐整体织体，让东方音韵内化成为交响织体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作品还以双簧管象征紧箍咒、长笛寓意紧箍的解除、古铙钹象征佛祖、四支圆号塑造假佛祖的音响形象；两架竖琴则贯穿二十八星宿的场景，有着十分清晰的音色象征思维。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音乐会依托舞台大屏，伴随音乐叙事的铺展，次第呈现中国美术馆原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专为本次演出创作的《西游记》系列美术作品。灵动的笔墨游走于写实与抽象之间，与交响音响的磅礴气韵彼此映照、互为阐发，使现场观众获得听觉审美与视觉观照交相共振的综合性艺术体验。
当然，对本场音乐会的价值考量，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的艺术维度。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文化格局当中，音乐艺术从来都不是游离于时代现实之外的纯粹审美消遣。音符起落之间，正呈现出中法两大文明依托艺术创作开展交流互鉴的鲜活范本。这部作品能够落地上演，同样离不开两国多家文化机构的协同推进。2026年4月、10月，作曲家两度来华采风、投入排练；江苏省文联也持续联络协调、给予支持。一份萌发于少年时代的个人创作梦想，最终生长成为一项国家级人文交流项目。这一条线索本身，既是中法文化协作机制持续走向深入的缩影，也是我们解读这部跨国交响文本不可忽略的现实背景。
不取声色之表象，直取求索之心路：写人性的修行，而非神魔的传奇
当听众走进剧场，很自然会生出这样的疑问：一位法国作曲家，究竟会如何塑造孙悟空的音乐形象？
回顾西方作曲家面向中国题材的创作实践，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第一种不妨称之为“想象的东方”。譬如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歌剧《图兰朵》，虽化用《茉莉花》的音调素材，但整部作品的叙事逻辑依旧植根于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围绕爱情、牺牲、救赎等主题完成戏剧建构；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创作的《大地之歌》虽取材自德译唐诗，但音乐精神底色仍是晚期浪漫主义世纪末的生死叩问。在这类创作当中，东方旋律更多作为异域色彩的表层符号，整体叙事、情感逻辑依旧立足于西方的审美经验，回应西方社会对于东方的想象性建构。
与之相对的第二条路径，则是力求“走进东方的精神世界”。回望20世纪上半叶，俄裔作曲家齐尔品旅居中国，发起中国钢琴曲征集，贺绿汀《牧童短笛》由此诞生。他的创作不只是简单挪用五声音阶，更是体察中国音乐中独有的韵味与留白，力求“以中国的音乐语法写作”。其诸多钢琴练习曲，借鉴民间音乐、古琴音响的意趣，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框架之下，葆有东方的审美精神。再看俄裔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更是早期中国交响创作的先行者。他将京剧唱腔、市井叫卖、昆曲声韵熔铸进交响写作，完成《北平胡同》《古刹惊梦》《孟姜女》等作品，甚至留下《义勇军进行曲》最早的管弦乐版本。他主张中国作曲家学习欧洲技法之后，不能一味走向“西方化”，而应当运用外来技术手段去发展本民族的音乐传统。他的创作扎根彼时中国的现实生活体验，而非站在外部进行异域猎奇呈现。两条路径之间的分野是清晰的：后者是以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姿态，去理解东方的文化语境，立足于本土的审美经验开展艺术实践。
以此为参照再审视贝蒂杰拉德的这部交响芭蕾《西游记》，可以看到，作曲家并未选择借取东方民歌音调来渲染异国情调的“捷径”。作品并没有大量移植现成的民间曲调，也并非单纯依靠五声音阶标签化地营造东方色彩，而是依托大型管弦乐的叙事能力去塑造人物、书写命运。全曲循着孙悟空的生命历程铺展：自五行山的禁锢踏上漫漫西行取经之路。师徒四人既是向外跋涉，求索远方；亦是向内叩问，淬炼心性。
聆听这部作品，听众不必执着于逐段去识别哪一段音乐对应哪一个神魔角色，更重要的是追随音响自身的情绪演进：弦乐绵长的线条铺展西行道路的苍茫悠远；铜管的音响托举起抗争与信念；休止与静默之中蕴藏人物内心的犹疑彷徨；辉煌的音响段落，则写尽劫难过后精神开悟的澄明。故事情节只是叙事的引子，人物的心路修行，才是这部交响真正的文本主旨。
这一艺术抉择恰恰是作品最耐人寻味之处。倘若八十一难仅仅处理为一幕幕热闹纷呈的神魔斗法，固然拥有强烈的戏剧观赏性，却错失原著的精神内核。《西游记》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其根本就在于它书写磨难之中人格的磨砺与自我超越。磨难、求索、自省、超越，这些精神命题并不专属于某一个民族，恰恰是能够跨越文化边界，唤起不同地域读者共情的人性母题。一部跨文化改编作品能否走得远，往往取决于创作者捕捉的是文化的外在皮毛，还是穿透表象之后的精神筋骨。贝蒂杰拉德的可贵，便在于他抓住了这份内在的精神筋骨。
与此同时，我们亦应当保有清醒的认知：作为域外的阅读者，作曲家进入《西游记》的起点是法文译本。植根于中国本土戏曲猴戏、民间评话、年画民俗之中的那层厚重的文化积淀，并不全然在他的审美经验之内。然而，这一重“隔”，恰恰为文明对话留出了阐释的空间。我们聆听到的，是“贝蒂杰拉德版”的《西游记》；在聆听域外阐释的同时，我们也借此反观我们本民族的经典文本。评判权终究掌握在本土接受者手中，这本身也正是文化主体性的一种体现。
自玄奘西行到交响东归：往返之间的文明视界
文艺是沟通不同民族心灵的重要桥梁。1300余年前，玄奘自长安启程西行求法，历时17载，携经卷东归，毕生致力于译经弘法。这是古代一次伟大的文明“引进来”的历程：域外的思想文明，经由中国人的消化、阐释，最终内化汇入中华文化的血脉；而《西游记》这部不朽小说，正是这一段历史交往沉淀之后结出的不朽的文学硕果。
千百年光阴流转，文化流动的方向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变化：一位法国艺术家，读懂了这部东方的远行寓言，以西方大型交响体裁重写西行的心路，又将这份音乐文本送回到故事的故土。从古人的西行取经，到今天这部交响作品的渡海东归，一场文明的往返由此完成。贝蒂杰拉德的写作，是把少年时代珍藏的一份感动郑重付诸总谱，数易其稿，历时经年。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能够得到异域艺术家如此郑重、饱含敬意的再创作，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影响力极具说服力的印证。
人类文化史一再启示我们，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总是能够突破地域边界，在兼收并蓄当中不断生长。而文化主体性的认知，也需要走出一种认知误区：文化主体性并不等同于固守旧有的形式符号，更不能简单以创作者的国籍身份作为评判标尺。文化主体性更多落脚于精神内核、价值立场与审美追求，而不是拘泥于乐器、体裁这些外在形态。
这也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带来启示：我们可以充分依托国民熟知的经典IP作为传播入口，兼顾原著精神的坚守与改编层面的艺术创新，立足人类共通的价值情感完成表达。既要有底气主动讲述我们的故事，同样也应当拥有从容的胸襟，去倾听来自域外的阐释。守好自身的文化根脉，同时包容异质视角下的解读，在双向的倾听与对话之中推进文明互鉴。一个成熟的艺术话语体系，其标志就在于强大的审美建构和阐释能力，而不只是停留在音乐技法、音响形态表层的辨析。不同地域的音乐，体裁、配器、旋律语言固然千差万别，但关于理想坚守、人性觉醒的精神求索，总可以达成跨文化的情感共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之欢乐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其力量正植根于此。
当然，域外视角终究无法完整替代本土的文化体悟。海外艺术家固然可以借用世界性的交响体裁转述中国故事，却终究难以完整复刻深植于本民族历史生活之中的细密深厚的文化肌理。这恰恰提示国内文艺工作者：我们既要乐见域外艺术家持续关注中国题材，更需要沉下心深耕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持续壮大本土的创作力量，由此形成内外互照、彼此补益的格局。面向世界开展人文对话，既要有坚守自我的骨气，亦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做到守正而不保守，创新而不盲从，在二者之间求取辩证的平衡。
溯流求源，守持定力：传统IP“两创”带给当代文艺的镜鉴
此次音乐会版交响芭蕾《西游记》完整版本的本土首演落址苏州，自有一层深长的文化寓意。苏州是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重要取景地之一，从古至今始终是一座向外敞开的江南名城；回溯江南文化本身的生成历程，即是一部持续吸纳融合、不断生成新质的文化发展史。由苏州交响乐团来演绎这部域外作曲家的总谱，也绝非机械照谱演奏。乐团的中国乐手成长于本土文化土壤，天然保有对西游故事的生命体验。于是弦乐之中的苍凉长路、铜管之上的抗争意气、打击乐灵动的机趣，都被注入来自本土生命经验的理解。法国指挥带来属于作曲家的读谱；中国乐团回馈东方生命体验下的音响诠释。一来一往之间，舞台之上就已经完成一场真切可感的文明对话。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激活古老文脉的当代生命力，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其间包含两层要义：一方面立足时代语境，赋予传统文化当代的表达；另一方面在转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丰富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空间，增强其感召力与传播效能。传统的活化，不应把创作者身份当作前置标尺，关键在于创作实践能否真正把握住经典内在的精神根脉。
作为国民级文学IP，《西游记》极大拓展了中国古代长篇幻想文学的艺术边界，时至今日已然成为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冒险求索、人格淬炼、战胜自我的主题，加上孙悟空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小说已经被译介为数十种语言，流传四海。它的对外传播历经不同阶段：早期依托译本文字与传教士的域外介绍；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成为较早成功出海的国产影视作品之一；到近年，漫画、动画、戏剧、游戏多媒介协同，尤其是《黑神话：悟空》的出圈，再度在海内外掀起重读西游原著的热潮。数百年来，《西游记》持续处在被改编、重释、再创造的进程当中，这件事本身，恰恰印证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时至今日，它又继续充当中法两大文明彼此致意的艺术媒介。这种致敬，并非礼节性的客套，而是不同文明之间对于彼此想象力与创造力发自内心的尊重。
贝蒂杰拉德取用西方大型交响体裁，紧紧抓住原著向内修心这一主线完成再叙事，为我们审视传统IP活化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外部参照。但我们依然应当保持清醒：域外艺术家的阐释，可以成为镜鉴，却不等同于植根本民族现实土壤的文化革新。后者需要深度浸润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心理，这恰恰是外来视角难以抵达的文化纵深。
这场音乐会，可以凝练为两条朴素的创作启示。
其一，从文艺“高原”攀登文艺“高峰”，离不开沉潜淬炼的定力。从少年邂逅译本萌生念头，到落笔总谱，其间跨越数十年光阴；从舞剧配套音乐再打磨为完整的交响版本，又历时数载。整个创作进程并无流量加持、无捷径可走，依靠的只是漫长的沉淀。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启示我们，经典IP的当代转化，首要在于沉潜细读原著，穿透文本把握其内在的精神内核，寻求与当代听众的精神共鸣；兼顾音乐形象塑造、作品结构布局，平衡可听性、音乐性与思想内涵。精品的锻造，并不等同于舞台场面的铺张奢华，更仰仗“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以沉静的创作心态打磨高质量的文艺作品。
其二，应当进一步拓宽经典IP传播的路径。站在文化传播与文旅融合的立场上，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经典文化IP，能够衍生文创、文旅产品，赋能地方经济与文化传承；而传统文化资源活化的边界亦不必自我设限：既可以深耕民乐、戏曲本体，也可以大胆借用交响乐、歌剧这类世界性艺术体裁，拓展传统IP的表达疆域，丰富城市大众美育的供给。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实物文创与实景文旅开发；专业音乐创作同样可以将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服务对外人文艺术交流的“作品”、面向大众审美的“艺术品”、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产品”。
在中国文联、法兰西艺术院指导下，江苏省文联、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市文联、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及苏州交响乐团深度参与本次创排协作的实践，也为地方文艺机构及团体主动服务国家文化交流大局提供了鲜活样本。文明之间的人文往来，终究要落实到一部部作品、一场场合作之中。对于深化中法人文往来、推进民心相通、塑造新时代中国文化形象，这部交响芭蕾《西游记》由此具备了特殊的现实意义。
1300余年前，玄奘驮佛经自西域归来；1300余年后，一部交响版的西游故事渡海东归。文明对话的要义正在于此：你走向我，我走向你，于彼此的叙事之中，认出人类共通的本心。站在充分的文化自信之上，我们静心倾听这份文明交流互鉴的交响回响，审慎分辨其中的洞见与局限，也将借此经验和启示，持续求索讲好中国故事的多元路径，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持续发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交响之声。
作者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音乐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