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个独特而耀眼的名字。她以画笔为杖，走出一条横跨东西方的艺术之路；她以生命为砥，将自己从命运粗石中雕琢成温润生辉的美玉，终使自身与作品一同凝练为温润而富有光彩的艺术结晶——“玉”既是其名，亦成其艺之隐喻。
4月21日起，由国家大剧院与安徽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琢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举办。
“潘玉良的觉醒之路始于安徽，这是她重启人生之地，亦是其艺术灵魂落叶归根之所。安徽博物院珍藏的4700余件（套）潘玉良遗作，数十年来，我们始终以科学的保护、系统的研究、创新的展示，悉心守护她的毕生心血。”安徽博物院院长雷修佛表示。展览以“琢玉生辉”为主题，展出安徽博物院珍藏的潘玉良油画、彩墨、白描代表精品及文献史料60余件（套），以及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三件重要作品，聚焦她从1928年回国开启中西融合探索至上世纪60年代风格圆融至臻的绘画作品，以“开璞-琢韵-生辉”为叙事线索，呈现她如何在异乡与故土之间、在西方绘画语言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建立起独树一帜的“合中西于一冶”的艺术世界。
作为革新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先行者，潘玉良自上世纪30年代起深耕中西艺术交融之路，至60年代仍不懈求索融会贯通之道，旅居法国40余年间屡获国际大奖，亦为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作出重要贡献。她以女性为创作题材，却突破了传统绘画中女性被观看的客体定位，实现主体性的自我表达。潘玉良的艺术生涯既是个体挣脱桎梏、实现自我的历程，也折射出中国现代女性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
1928年，潘玉良首次留欧归国后，先后执教于上海美专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开璞”单元展出的《天坛一角》《桐庐待发》《六和塔》等风景写生作品，记录了她归国游历的足迹，同时，也展示出她自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上迈出的步伐。1937年，陈独秀在狱中为她的白描作品题跋：“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曰新白描。”这是对潘玉良“合中西于一冶”探索的最早见证。在她的自画像中，旗袍、瓷瓶等东方元素开始出现，流露出对民族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亦折射出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回望。
1942年，再次旅居法国的潘玉良全面开启彩墨画创作，以毛笔和彩墨在宣纸上作画，将中国线条与西画水彩相融合。油画方面，她积极吸收后印象派、野兽派画风，画面色彩和形体发生明显变化，同时回望中国传统绘画，在纷繁的西画色彩中融入国画的线条勾勒，蕴藏东方艺术的意境与韵律。
在“琢韵”单元中，作品《戴花执扇女子》的人物肖像的肢体轮廓经由理性提炼，光影层次已不再遵循现实逻辑，用色渐显感性渗透，但整体仍保持着克制的平衡。静物画《花瓶与水果》具有强烈的东方装饰趣味，潘玉良通过浓烈的对比色、装饰化的图案、充满动感的线条，促使画中物体的空间感和平面感之间产生和谐的色彩旋律。
展览特别设置了潘玉良自画像的小专题——目前可考的潘玉良油画自画像共19幅，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24年至1949年间，上世纪40年代为其创作高峰，展览精选了4幅代表作品——《执扇自画像》《红衣自画像》及两幅《自画像》。这一时期她的自画像中，人物造型融入白描影子，目光日益坚定。有学者指出，她的自画像是她人生不同阶段对自我认知转变的视觉记录，有助于厘清女性画家从他者凝视到自我认可的过程。从早期气质婉约的东方情韵，到后期目光坚定的自信从容，这批自画像是她对自我身份、性别意识、个体价值的直观呈现，通过持续的自我描绘完成对主体身份的确证，摆脱了传统艺术中女性作为被观看客体的位置。
上世纪50年代后，潘玉良的艺术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圆融之境——彩墨愈发纯熟，油画亦融入东方意蕴。源于对祖国的思念，中国民间人物题材占据其创作重心，“生辉”单元中的《中国舞》《双人扇舞》等作品融入了年画色彩与壁画图式，作品中依稀可见中国年画、壁画、版画甚至刺绣的多样化风格，民间艺术元素自然汇入笔端。此时的潘玉良已抵达“合中西于一冶”的艺术高峰，技法隐退，心性流露，琢玉光华，内敛温润，熠熠生辉。
而这份光芒的背后，亦有众多守护者接力相传，使这块“玉”得以被发现、被雕琢、被珍藏：潘赞化的理解与支持，是她得以走出命运泥沼的基石；陈独秀的慧眼与提携，为她开启了艺术之门；刘海粟、王济远的信任与共事，助她在国内艺坛站稳脚跟；苏雪林、方君璧的终身情谊，温暖了她的异乡岁月；张大千的惺惺相惜，见证了她的艺术巅峰；挚友王守义也忠实履行了她的临终嘱托……
“作为中国20世纪早期旅法艺术家中成就卓著、风格鲜明的代表人物，潘玉良从社会底层步入艺坛的传奇经历，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的标签，而是深刻内化为她独特的生命经验与观察视野。她在艺术领域的中西融合，超越了单纯的形式借鉴，成为其个人觉醒与精神成长的视觉见证。”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表示。潘玉良用数十年的持续蜕变，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自我琢冶”，最终使自身成为一件如玉般温润生辉的艺术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