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仅体现于显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根植于隐性的思维模式中。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得如此绵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得益于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方法论和辩证法原则。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说：数学是上帝书写宇宙的文字。在西方，数学向来被视为各类科学的典范，因为数学遵循的是严格的因果推理，即从一个给定的前提出发，通过推理论证得出普遍必然的结论。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社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正如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的那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

　　与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则是矛盾辩证式的。中国文化推崇的也不是数学，而是被称为“中华第一图”的阴阳鱼太极图。“一阴一阳之谓道。”“离开阴阳更无道。”在中国文化的思维深处，从来就没有一个给定的前提或支点，而总是有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彼此关联，这两个因素共存共生、相辅相成，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只有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才能显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中国文化更侧重一种整体性的思维。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差异性的共存才能构成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春秋时期，大臣晏婴就曾借烹饪之喻向齐景公讲解“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景公告诉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景公的宠臣）跟他“和”。晏婴否定了景公的说法：梁丘据一味地谄媚于你，你们之间怎么会有“和”呢？你们之间仍然是“同”而非“和”。景公不明白“和”与“同”的差异，于是向晏婴请教。晏婴说，“和”就好比厨师做羹汤，将各种食物、调料进行烹调，这样就可以“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既互相补充、调节，又保持各种食物的味道，成为一锅美汤。如果像梁丘据那样，“君所谓可，臣亦说可。”“君所谓否，臣亦说否。”这只是取消了对立面的“苟同”，是不问是非、迁就错误的“混同”，对于认识事物、治理国家有害而无益。

　　正是受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引导，中华民族向来以和谐为美，以单调为丑；以和合为主流，以分裂为末流。这种和谐是一种宽容，是一种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容纳。特别是在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这种“和合观”越来越显示出其智慧的魅力。

　　极高明而道中庸 

　　辩证矛盾思维特别注重时间性。既然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运动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必须是参与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辩证思维特别看重“时机”，追求“时中”。

　　“时中”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蒙”卦的《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说，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来行事，是符合“蒙”这个时机的。可见，所谓“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中而非时，不谓之中。同样，时而不中，更不谓之中了。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韩国的国君韩昭侯准备修建一个高门，但他的谋士屈宜臼却奉劝他不要这么做。屈宜臼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个高门，恐怕你还等不到这个高门修建完，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我国元气大伤，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修建高门，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应验了，高门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意思是说，我所说的时间，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参与到事情当中来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效果会很好；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往往会很糟。这正是“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的道理。

　　正因为此，中国文化对时间非常敏感，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相时而动，顺势而行。

　　《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学者朱熹在注释“时中”时也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指，“中庸”，是因“时”而“中”的，并非骑墙、折中，更不是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但是，“时中”又是何其之难！因为它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抓住它，然后照本宣科地去实践。所以，《中庸》中才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说法。当司马牛向孔子讨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意思是说，要想说出什么是“仁”，无异于在刀刃上行走，太艰难了。但是，认识到这种困难并不是坏事，因为你一旦明白了“时中”的艰难，就会有一种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又会让你在行为中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相时顺势，减少犯错。

　　阴阳不测谓之神 

　　阴阳式的矛盾辩证思维要求摆脱直来直去的固定模式，强调随机应变，注重踏准矛盾双方所展开的辩证运动的节奏。中国兵法思想正是这种辩证智慧的集中体现。

　　兵法研究的是战争，而战争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博弈式对决，它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臣服，让参与方必须在生与死、存与亡之间作出最极端的选择。在生死存亡面前，一切僵化的经验都将失效，任何的形而上学都可能会使己方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难怪《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两军对峙，兵戎相见，战争的双方常常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中，而是处于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中。因此，高明的将领不会把任何法则当作万能钥匙，而总是在当时的局势和情境中，在敌我双方所展开的阴阳互动和转化中，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战略，正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在《三国演义》中，孙权和庞统曾有一段对话。孙权问庞统：“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士元回答：“不必拘执，随机应变。”孙权又问：“公之才学，比公瑾若何？”庞统笑答：“某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拘泥兵法，高下之分已不言而喻。难怪在《三国演义》中，伏龙、凤雏齐名，而周瑜却棋差一着。

　　可见，所谓的兵书和兵法，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使用说明书和操作指南，而仅是引领我们进入辩证智慧的“敲门砖”。如果把知识当成智慧，把兵法看作教科书，把“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理解成了无往而不利的规律，就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例如，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年轻时熟读兵书，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成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变通，贸然进攻，结果被秦军大败于长平，给后人留下了“纸上谈兵”的笑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王明能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倒背如流，但在革命实践中，他却因生搬硬套而将中国革命引向了歧途。毛泽东却在实践中灵活应变，因地制宜，找到了一条挽救中国革命的“突围”之路。

　　看来，知识可以复制，但智慧却不能照搬。西施一笑，风情万种；而东施效颦，则是丑态百出。韩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扭转败局；马谡凭借孤山，逞匹夫之勇，结果是全军覆没。佛家讲，要放下，就连“放下”的念头也要放下。兵法何尝不是如此？同样要放下，最后连兵法本身也要放下。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