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东旺的《诚城》（油画 1995年）充满期待，道出农民工的共同心声是“诚心诚意做城里人”，王宏剑的《阳光三叠》（油画 1999年）是画面中的一抹灿烂朝阳，喻示着农民工的内心愿景，抑或不可知的未来。李传真的《民工图》（中国画 2005年），将在街道边觅活的不同行当的民工，塑造成厚重、坚实、乐观的群像。徐唯辛笔下的形象已栖身《工棚》（油画 2004年），画中十多个满身泥浆、涂料的农民工，正在破陋的工棚简单进食，情状纯朴中夹杂艰辛，情调苦涩中不乏温暖。这些作品，虽然画法各异，视角不同，但都真实表达了农民工的希望、坚韧、辛劳、疲惫，让人心生悲凉，同时感动于他们的顽强。

　　艺术家向来敏感于周遭的现实。“农民工”或者有的地方叫“新××城市人”，不管称呼如何改变，他们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劳作在城市，却被称为“城市异乡人”。他们兼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角色，却不享有任何特权，只能游离于城市与乡村，在社会底层挣扎奋斗，在现代化转型中辛苦辗转。他们以数以万计的庞大人群，构成一个异峰突起的景观，惊现于我们的视觉。他们人数虽众，势力却弱，其令人唏嘘的卑微境遇，刺痛我们的神经，触动我们悲悯的情怀。当他们涌现于上个世纪90年代时，其身影便已被艺术家深沉注目，进而变身为画面的主角，转化为特定类型的艺术形象，并获得正名，定格在一种被称为“农民工”的绘画题材。当农民工带着憧憬走向城市时，画家也开始从各个角度走向他们，力图描摹这个新兴群体的生存状态。如前所述，一时间，不少表现农民工的佳作纷纷登场。

　　毫无疑问，农民工是城市化浪潮中的主体，理应成为艺术家画笔下的主角。但是，他们的形象表皮下的灵魂，却未必都被艺术家抓到并且真情描绘给大众。农民工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如此鲜活，已激起更多画家的表现兴趣。放眼望去，农民工形象常现身各种大展，直追长盛不衰的都市、农村和少数民族题材，俨然成为新的表现热门。更为可喜的是，不少表现农民工的画作在展览中频频获奖，如王宏剑的《阳光三叠》曾在第九届全国美展拔得头筹，摘取金奖。徐唯辛的民工系列也赢得好评如潮。主流美术界对农民工题材的认可，极大鼓舞了后进者，应视为极好的创作引导效应。所以，表面看来，农民工题材有看涨之势，但冷静观之，其中不少是跟风而已，有待真情投入，部分作者受成功画家的激励，聚焦农民工，本无可厚非。但是，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作者，只是将农民工题材当成敲门砖，作为跻身重大展览的筹码，刻意迎合展览评委的喜好，并非真诚的表达农民工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他们的创作心态淡漠了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更无从说起，其急功近利倒是可见一斑。这种虚情假意的创作倾向当引起美术界的警惕，创作者也不应该这样辜负时代和我们同行的同胞。

　　那么农民工题材该如何表现呢？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写实方法，成功的范例莫不如此。写实是油画的强项，所以，表现农民工以写实油画居多。但这绝不意味其他画种便丧失了表现优势。如李传真的《工棚》《民工》颇见新意，画家并不沿用传统工笔画的层层渲染，而是大胆引入写意泼墨去表现细节，线条通过多次积墨、积色，在与面融合后，获得相当的力度与厚度，工笔写实使画家建立了鲜明的个人视觉图式。不过，写实只是表现方法中的一种，该怎样突围目前略显雷同的方法？当初，由城市化与科技快速发展引发的惊愕，催生了西方林林总总的现代艺术，今天的农民工，同样陷入文明冲突中的夹缝，现实的压迫，精神的异化，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期待，真切地发生在他们身上，如何用新的手法传达种种体验，一方面需要画家更大胆的尝试，另一方面，对于合乎情理的新探索，评委们是否可以持更包容的态度，给予其准入的机会？这样，或许会改观目前本题材相对单一的创作样式。

　　对农民工题材的进一步开拓，不仅在表现技法层面，深入其精神层面才是更重要的方向。随着农民工正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人物题材类型。不同的农民工形象出现在画面里，他们干着各种杂活、苦活、累活，这些确实符合他们的劳作状态，但是，仅仅罗列这些，除了使观众视觉疲惫，进而审美疲劳，还会遗留什么？显然，我们对农民工的观照，更多停留在了种种外在的际遇，似乎还没有真正走进其内心。他们如何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如何面对城市人的歧视？如何伤感于无尽的漂泊？如何惶惑于身份的尴尬？我们是否倾听到了他们的精神之痛：紧张与不安、痛苦和忧伤、躁动与焦虑、愿望和要求等等。现有的一些农民工题材在这方面也有比较成功的尝试，如画家忻东旺常常在画中压缩人物比例，并微微变形，暗喻了农民工在种种挤压中变形、挣扎的命运。画家准确把握到瞬间的心理状态，人物表情通常充满紧张或木然感。不过这样的作品凤毛麟角，农民工内心层面的微妙、复杂与丰富，还有待画家去挖掘和表现。

　　农民工是我们这个时代形象的一个样本，描写他们就是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图谱的重要一页。他们的付出远多于得到，牺牲远大于拥有。在现代化的潮汐里，民工潮是持续涌动的时代阵痛，他们在城市辛苦忙碌，却并不能收获精神的安宁，享有城市生活的福利。劳作是他们的全部，除此，他们很难表达自己，也没有什么机会表达。虽然他们生活在底层，但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时代形象样本，我们没有理由让他们沉默失声或缺席。心中有爱，笔下才有情。今天，农民工已经进入了各种艺术表现的版图，但是，如何真正走进面貌各异的异乡人，站在他们的感情立场，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状态，真诚表达他们的心理诉求，挖掘他们身上蕴含的时代精神，仍是我们艺术创作者需要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