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迷失我自己？ ”这是作曲家谭盾反复诘问自己的重要命题。“尽管从生活上来讲现在过得很舒服，但如果我不能找到一个大家可以分享的哲学平台，不能找到属于我的技巧，过得再舒服我也不能生存。 ”为此他如同他心中的英雄、匈牙利著名作曲家贝拉·巴托克(Bela·Bartok)一样，回到自己的家乡，听音寻路，亲自收集和拍摄了世界上唯一的、但正在失传的女书文化及原始音乐。他花了5年的时间在田野里拍摄、收集、构思、酝酿音乐的创作和视听的结构。10月20日，作为第十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委约作品，谭盾微电影交响音乐史诗《女书》进行了中国首演。

　　谭盾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新一代音乐人中的领军人物，他有深厚的民间音乐背景，又在正规音乐学院熏陶受训，加上海外留学的经历，故而在其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创作手法和个性特征。“我是一个非常野性的艺术家，有时候我作曲，有时候我拍电影，有时候要做画展，有时候还要指挥。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野’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很‘野’了。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野’ ，多元文化最大的挑战，对一名艺术家来说，是要想清楚做什么样的自己。 ”谭盾反复强调。

　　“我什么学派也不是”

　　多年前谭盾在台湾逛诚品书店的时候读到一本有关“女书”的书，书里讲的一个故事非常吸引他：就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群女人跑到北京说要见毛主席，她们说的话十分怪异，无人能听懂，后来找来的语言学家也无人能译，因此警察把她们送到了精神病院。不久这件事便传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集合世界各派的语言学家进行研究，发现这是世界上仅存的一种由女人创造，仅在女人中流传的文字女书，而这种女书来自于遥远而古老的湖南江永县。后来经过历代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 ，女书被焚烧殆尽，会唱女书的人也因为传播“妖书妖字”而被人四处追赶，饱受折磨，女书几乎面临绝迹。当谭盾读到这个故事以后，他决定要抢救女书，还原女书。

　　“女书”被称为“文字史上的奇迹” ，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而如今，它正濒临失传。历史上一直有语言学家在争论，一些认为女书与甲骨文、会意字有关，很古老。另一种说法是封建社会没有权受教育的女性聚在一起，发明了这种文字。在谭盾看来，“由于‘女书’的闺密性，曲调又优美浪漫，常由母亲口传心授给女儿，因此我决定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避开争执，寻找女书旋律和曲调的根源。 ”“为我们的母亲和姐妹谱写一座声音的纪念碑” ，这是谭盾的执念。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谭盾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去过广西、湖南交界一带研究瑶、汉音乐，在拍摄、记录女书的过程中，他发现某些女书中的曲调与古老的盘瑶史歌很像。为此他去到湖南江永县女书村，“我发现有十四五个这样的老人，有的已经一百岁了，就在5年的创作过程中，有不少老人去世了，如今只剩下了8个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样的怜悯心就可以把文化保护下来，我也不是考古学家。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一个学派的’ ？我说‘我什么学派都不是，我只是想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去探索这些神奇的音乐是怎么来的’ 。对我来说，我想寻找我的哲学平台是什么，我的技巧是什么，我为什么可以把《女书》这个作品带到全世界去，我为什么可以跟世界分享这个历程。 ”

　　“被浪漫的想法‘俘虏’ ”

　　在微电影交响音乐史诗《女书》的序章中，女书以一种极为写意的方式呈现——屏幕上以清澈的水代替墨汁，古老的文字淡淡地氤氲在宣纸上，随后“秘扇”讲述了女书的渊源；“母亲的歌”讲述了女书的传承；“穿戴歌” 、“出嫁歌”讲述了姐妹之情和母女之情如何维系了女性之间的情感寄托；“女书村”讲述了女书的孕育；“深巷”讲述了女人漫长的一生；“女儿河”讲述了女性留下的思念之泪……整部作品以“活在梦里”结尾。

　　谭盾选择了竖琴作为原生态声音与交响乐队直接连接的桥梁，也为竖琴这个在交响乐队中很难作为独奏出现的乐器，写出了意料之外的音响效果——绚丽的音色被淡化，带来的却是些许如古琴般的悠远味道，令人惊喜并赞叹。在谈到创作观念时，他表示，“影像代表过去，交响乐队代表未来，竖琴是我心目中最女性的一件乐器，它是桥，把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竖琴在音乐史上，一直是一件‘装饰’和‘音色’乐器，但这回我把它写得非常戏剧性。它像是一个历史的‘女声’ ，在叙述，在哭泣……”

　　在谭盾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很理想的假设：“如果是用我心目中最美丽的三支交响乐团，比如说：美洲的费城交响乐团、欧洲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交响乐团和亚洲的NHK乐团，把最美丽的女书传到世界各地，那该有多好呀！所以我开始和这些乐团联络，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乐团都被我这个非常浪漫的想法给‘俘虏’了，于是他们决定支持我的世界巡演。 ”相比较以往单纯的交响乐作品演出， 《女书》这个项目明显要复杂得多，等谭盾很多次去过女书村后，一次比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其实这是一个必须要借助视觉艺术才可能完成的创作。由于当初的计划和预算并未牵涉到任何有关电影的拍摄，所以这部分经费必须由谭盾个人承担。“我带领我工作室的团队一切从零开始，购置了四台高清摄影机和全套的三轨数码高清影像剪辑系统，并且招聘了全职的摄像人员和剪辑人员。我们每一次去女书村总是浩浩荡荡的一大队人马——从摄影师到录音员及庞大的艺术管理梯队。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到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很难收尾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完成了它。最后我和我太太说可能需要卖房子才能完成这个项目，她说卖房子也得先把它做完，太太的支持对我很重要。 ”

　　“找到自己的精神地图”

　　《女书》实际上是2003年谭盾创作的《地图》的姊妹篇，也是另外一个“地图” 。“女书就是关于我家乡的，为什么要一直写家乡的呢？因为我一直在寻找‘我是谁’ ，就像我很喜欢的匈牙利著名作曲家贝拉·巴托克一样，他一直在寻找自己是谁，他找到了‘他’ ，他也为全世界的所有人找到了‘他’ 。这也是我想做的。所以《女书》要探索的就是我们的母亲是谁，我们的母亲是什么样的母亲？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想象中的、意念中的母亲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谭盾说。

　　十年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大使，谭盾坦言他获得了很多“特权” ，但是“特权”越多，也就意味着责任越大，“其实我一直在挣扎中，因为我觉得我身处在特别优越的环境下，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我想去哪里都可以去，这些权利都是文化给我的。但是同时我觉得我的‘特权’越多，我的生存紧迫性越强。因为我要找到我的哲学平台、与众不同的技巧，只有找到这个平台和这个技巧，才无愧于当下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

　　“中国天天在建设，这种建设的步伐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但是不能忘记，在建设最快的时候，也是在以最快的速度消亡我们的记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我的‘地图’ ，我的‘女书’ ，就是自我的认识、母亲的认识、传统的认识还有信仰的认识。这是可以和全世界分享的。 ”据谭盾透露，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另外一个项目—— 《敦煌》马上就要启动，“我要做《敦煌》的项目，不仅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保护敦煌的壁画，以及中国儒释道文化里精彩的记忆，同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和全世界所有人分享的哲学文化的平台，这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满足的事情。 ”（记者 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