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重大题材创作新探索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新探索
——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由河北省委宣传部、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日前在河北革命老区武安、涉县、西柏坡及石家庄等地巡映,反响热烈。影片通过周恩来总理身边随行摄影记者的视角,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在河北邯郸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研究后,请示毛主席停办公共食堂的故事。影片不仅成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一次成功探索,也为当下我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本文特推出一组评论文章,以飨读者。——编者
文化自觉与艺术自信
饶曙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恩来》、《周恩来外交风云》、《周恩来万隆之行》等影片无疑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与此同时,周恩来的艺术形象也深入人心,观众已非常熟悉他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那么,如何在银幕上塑造既符合观众既定标准,同时又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呢?陈力导演的新作《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塑造好领袖人物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主旋律和历史使命。《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以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为背景,讲述了周恩来到河北革命老区伯延调查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得失和农村工作现状的故事。影片不回避历史,不回避矛盾,不回避灾难,把那个特定时代的灾患气息入木三分地做了符合历史真实的影像还原。而选取周恩来生命中短暂的四天四夜,聚焦其在特定时期甚至非常时期的工作情况、生活状态,尤其呈现出导演“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艺术构思。
随行摄影师的视角,一方面可以作为旁观者客观记录周恩来下乡调研事件的全过程,感性描摹领袖人物的情绪情感,增加真实感和可信度,另一方面又能产生审美上的“间离”效果,超越简单呈现历史的层面而给人更丰富、更有“意味”的思考空间、想象空间。事实上,任何艺术作品对于历史的呈现和表现都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融入创作者主体对于历史的思考,使其超越对历史的还原而上升到对历史的“追问”,并且以富有穿透力的表现给当下带来思想启迪和精神力量。历史永远是人的历史。伟大的历史人物总是穿越历史,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对历史的呈现和表现,紧紧抓住当前社会关注的党风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热点问题,充分发掘该历史题材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及现实意义,将历史的叙事巧妙地嵌进当代观众的现实视野中,获得了深刻的、巨大的当下意义,产生了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应有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概念化、公式化、定型化、模式化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痼疾,而领袖人物塑造无疑是创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饱满的富有历史感的镜像中,《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把握住了周恩来内在的人格特质和精神气质,为我们塑造出一个栩栩如生而又“陌生化”的艺术形象。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让观众窥探到周恩来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起伏,领袖气质与朴实人性高度统一,所折射的人格力量、人性魅力令人动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整部影片的群众演员都不是在“演戏”,他们真的在哭,在笑,在生活。可以说,是伯延人民淳朴、慷慨和世代相传的感恩之情启迪、感染了导演陈力和主演孙维民,让整部影片避免了廉价的煽情,实现了艺术风格的统一和平衡。
陈力导演擅长把重大题材还原到生活常态,在生活常态中凸显人物性格,同时赋予其更多的历史内涵和人文内涵。而为了与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实现有效对接,进而产生更多的认同和共鸣,《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也自觉考虑到当前电影受众的观影需求并进行了创作调整。影片中很多揭秘性的段落和细节,一些富有新意和娱乐轻松意味的叙事编排,无疑都是为了与当下观众契合共鸣所做的努力和尝试。但创作者有相当清醒的文化自觉,在构建历史题材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时,陈力自觉地把立足点落在尊重历史,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和追问,力求从历史中寻求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陈力导演也有强烈的艺术自信,执导《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时,她发挥自己借用多元文化景观丰富影片内涵,进而深化主题思想的艺术能力,让观众真正进入审美的境界而不仅仅停留在单纯娱乐的层面。比如影片中落子戏、民居、拽面的民俗表现,乍看是文化景观,但实际上不仅是景观,还凝聚了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为人物的喜怒哀乐提供释放空间,增强了影片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娴熟的叙事使影片故事流畅而清晰,电影镜头语言的运用达到了新的境界,整体的电影化程度有了新的提升。
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电影市场过度娱乐、非理性消费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电影有责任去表现和传播核心价值观,要想担起这个责任,创作者自己首先要真诚,并且不为名利所诱,不为眼下的市场和票房所动。有生活,有感动,有坚守,有信念,是陈力一贯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有如此的文化自觉和艺术自信,才会有主旋律题材电影的不断突破。
以人物活化历史
许柏林
生活把历史越拉越长,历史把人越抛越远。可是,有的历史人物却穿越历史,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原因在于那些历史人物不仅仅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与“历史担当”,更重要的是他或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当历史将人物的事件、细节逐渐隐去的时候,却将人物的人格、细部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如同雕塑一般,既有面部的表情,也有背部的肌廓,更有心灵的张力。《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就是这样一部生动刻画周恩来的感人影片。
周恩来带领调查组到伯延公社实地调研的四个昼夜,令人心酸、深思,也令人欣慰。这四个昼夜的故事核心是如何发现和掌握农村的真相,以及种种“假象”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拷问,拷问体制、拷问决策、拷问智慧、拷问真诚、拷问良心、拷问信任。影片从“拷问”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展开叙事,一步步推动剧情发展。尽管入村之前树上无叶、乡干部和村民们慌里慌张的神色已经被明察秋毫的周恩来刻在脑中,但是,为什么农村的实情实意就不能大白于面前呢?这种既清晰又复杂、既单纯又丰富的情节设置,使影片呈现出引人入胜的艺术感和身临其境的历史感。
我们说,描述人的一生相对容易,切割人的片段来展现和解释人的人格特质则相当困难。而四个昼夜的故事则出神入化地雕刻了周恩来“抚慰山河”的伟大人格。“抚慰山河”这种人格是内在的、连续的、主客观融合的,是有山性有水性的、将人格与事业整齐划一的,是宏大与细微的融合,是自我与人民的契合。影片中,周恩来通过四个昼夜对民情的体察,对社情、党群关系的洞察,对自己内心的检索,终于掌握了最真实、最有民意基础的基层情况与农民的心愿,再经过组织程序及时有力地纠正了脱离农村发展实际的吃大锅饭等盲目现象。影片活化了那个时代的农村景象、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精神面貌。老党员郭百岁、党委书记郭凤林、不满的农民张二廷、老奶奶以及连弟等人物身上都透着历史与时代的气息。正是这种对历史生活的本质把握和再现,活化了周恩来的生活场景、历史氛围以及人物关系,使得周恩来的形象富有生活与时代的质感,凸显出他“主动而不主观,主持而不主宰”的人格特质,亦即一种“抚慰山河”的伟大品格。
陈力导演继续着重大题材《谁主沉浮》、《湘江北去》的宏大叙事之艺术追求,同时,又探索完成了本片的艺术突破。影片质朴、大胆、深刻地做了社会与历史的揭示,同时,将笔墨与镜像聚焦在周恩来的情感细节与心灵性格。其娴熟的电影叙事使影片故事清晰而背景复杂,社会与人物的关系单纯而多重交结。这是影片成功的艺术之道。孙维民的表演“外冷内热、不事张扬”,是一次伟大的心灵与人格的攀登。周恩来的情怀、胆识、洞察力、原则精神、灵活性,在紧张而清晰的戏剧矛盾中,被演绎得惟妙惟肖。演员在表演上对人物内心节奏的把握得当,同导演一道成功完成了影片叙事的张弛有度、扣人心弦。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因为抓住了人物的性格与灵魂,抓住了历史与人物的结合点,所以实现了电影艺术对历史的表达,活化了历史。
影像背后的情怀
赵卫防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以新的视角塑造周恩来形象,并且在中国电影中第一次全景展示了三年自然灾害那段独特的新中国历史,在历史揭秘、与当下观众的诉求对接以及情感类型的营造等方面取得突破,引发了当下观众的共鸣。
历史揭秘是当下华语电影的趋势之一,这其中大多是如《一九四二》这样的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苦难进行揭秘的影片,而对新中国成立后某些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则讳莫如深。但是,像三年自然灾害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许多国人心头是挥之不去的,特别是对那些未亲身经历过的年轻人而言,更像是一个历史的谜团。《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正是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表现对象,特别是展现身处这一历史时空的中国百姓、基层干部以及国家领导人,面对人为的和自然的灾难时都有怎样的表现、进行了哪些思考和挣扎。影片不回避历史现场存在的问题,而是真实表现总理面对民众痛苦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表现基层干部的无奈、善意欺瞒与贪腐,镜头更是直接对准了光秃秃的树枝、加了树叶或野菜的稀糊糊、吃后解不出大便的杂合面窝头、饿得浮肿而穿不下鞋子的村民。这些影像无疑比口头讲述更有震撼力,更能让观众感同身受。
然而,揭秘历史并不意味着专注于民族的苦难进而挖掘人性之恶,或纠缠于历史的细节进而满足公众的猎奇,这样的影片虽可能有一定的围观价值,但却失于积极能量的传播。作为首部呈现三年自然灾害历史的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的民众痛苦,更多是通过共和国总理的眼睛来看到的,尤其是表现了周恩来看到后的反思与行动,接下来便促成了农村公共食堂以及其他重大政策的调整,民生得到了保障。而对于基层干部掩饰真相的史实,影片更多是以“不给国家添麻烦”、“爱总理”的角度来表现的,这种传递社会价值与历史信息的方式,无疑带有更多的情怀担当。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虽然是展现历史及历史中的人物,却契合当下公众的某种心理诉求。影片中的基层干部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一直在掩盖苦难的真相,同时还有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干部及家属多吃多占的现象,而了解真相的群众却被关了起来。周恩来深入民间调研,揭开真相,并让中央也了解真相,及时调整了政策。这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当下民众渴求社会福利公平公正的一种心理投射。将历史和当下社会的心理诉求进行对接,影片由此获得了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百姓对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周恩来一直都有着深刻的爱戴之情,这种情厚重而独特,充满了经典性又具有传承性,当年的“十里长街送总理”感动了一代代中国人,直至当下。《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就自始至终荡漾着民众对总理的这种温暖而感人的感情,但又非过分、刻意的煽情,而是表现得蓄而不发、敛而不扬。如老奶奶请周恩来夫妇吃拽面时,不是亲自送去并看着总理吃,而是派孩子送去;片中甚至没有出现周恩来吃拽面的镜头,而是用台词一带而过;而周恩来给老奶奶赔付棺材的戏也处理得很简洁。这些最容易煽情的戏,都被导演刻意收敛,以追求一种含蓄、积累的效果。一如陈力导演的另一部优秀影片《爱在廊桥》,隐忍而含蓄,却能在最后爆发出浓烈的情感能量,《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也遵循这样的情感表达模式,最后伯延百姓送总理的一场戏,将前面累积的情感爆发出来,大家赶来村口送周恩来,流着泪簇拥在总理身边,画外音响起了对“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大爱追述,激荡人心,把整部影片推向了高潮。
群众路线的生动教材
王荣丽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走进西柏坡巡演,我在感动和激动中观看了影片。几天来,电影中的经典镜头和动人情节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陈力导演以女性的细腻视角,捕捉和刻画了周总理亲民的工作截面,展示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集中诠释了为民、务实、清廉的主题,是当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一部好教材。如何转变工作作风,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冷暖挂心上,周恩来总理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密切联系群众,就要真正扑下身子,深入群众。与某些领导干部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甚至只坐在办公室看材料写调研报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恩来有弄清真实情况的决心,“只要有一个问题不清楚,我就不会离开。”他走街串巷,深入农户,坐在老奶奶的炕头问寒问暖,拉着第一任老支书的手亲切唤“老哥哥”;他苦口婆心开导干部,和群众交朋友,让“落后分子”坦诚直言。影片通过这样的镜头,告诉我们的党员干部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
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忧民所忧。“见不得你吃苦容不下你忧愁,老百姓的事再小也要挂心头”,《天下百姓》的歌词写出了共产党的民生情怀。然而,当下个别党员干部当官做老爷的思想严重,崇尚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与之相比,总理的忧民情怀让人难忘。西柏坡时期,他得知一名战士因雨大窑洞坍塌被埋,立即拿起马灯冲进雨幕组织人员抢救。影片中,总理让邓大姐给孕妇送药,让秘书找来马车运水。他看着吃了拉不出屎来的野菜团子和被饥饿的村民吃光了树叶的光秃秃的树枝,那种沉重而辛酸的样子,让人体会到了他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感情。一场冲毁白薯秧的暴雨后,周总理坐在房门口,沉思的神态和深邃的目光把他焦虑又愧疚的内心展露得淋漓尽致。影片反复出现深夜总理伏案研究材料、书写报告的静态画面,无声胜有声地凸显出他忧国忧民的责任承担。
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尊重民情民意。知民情,解民意,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才能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接地气的、最符合时代需求的现实基础。在调研期间,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是当时最急迫的问题,总理的一句发自肺腑的话掷地有声:“不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我们拿什么调整政策啊?” 在伯延的第四天,周总理与毛主席通话后,向大家宣布:“大食堂还要不要办下去,伯延人民自己说了算!”尔后,各家各户升起了炊烟,解散了食堂,老百姓重新有了吃饭的自主权。这个政策的调整,告诫我们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制定政策必须来自人民、惠及百姓。
密切联系群众,就要清廉自律。“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两个务必”一直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清廉自律的警世钟。影片中,周恩来在伯延和乡亲们一起捧着稀粥吃窝头,一起下地插白薯秧,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表达对总理的欢迎和爱戴之情,第一天中午村支书郭凤林特意安排了“丰盛”的午饭,当周恩来看到桌子上有红烧肉、炒鸡蛋时,迈进门的一只脚又退了回来,他让把饭菜分给群众,坚持同大家一起吃公共食堂的稀粥。当老奶奶用自己的寿材换白面,为他做了一碗拽面时,周恩来看着冒着热气的面,感动地说:“这碗面必须吃。”他嘱咐随行的工作人员,用他的钱买回寿材,待离开村庄后还给这位老奶奶。这两顿饭,总理的脚一退一进之间诠释了一位共产党人清廉自律的品格。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影片中伯延人民送别周总理的热烈场面令人振奋,一双双手紧紧地握别,一张张脸满含热泪,人民和总理间深厚的情谊深刻地诠释了一句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编辑:孙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