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自创立以来一直争议不断的《文学报》“新批评”专栏，因刊发了评论家李建军的长文《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而再度惹来非议。先是《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表示“罢看《文学报》”以示抗议，接着该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以“批评的底线”为名，对李建军的重头文章及“新批评”栏目进行批评。姑且不论“新批评”所倡导“久违的”“唱反调”的文学批评，给死气沉沉的文坛所注入的“一丝活力”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也不论事件的“导火索”——李建军文章对“授奖辞”的解读有没有点到实处，单就其批评姿态而言，他对莫言小说的评价，确实包含诸多过激的言论，但将其指责为“巧立名目、杜撰莫须有罪名加以棒杀”的“‘文革’檄文”，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作为喧闹时代的众多声音之一，即便是雄心勃勃地以“真诚、善意、锐利”相号召的“新批评”，也只能独守寂寞一隅，默默把玩着迷离的纸上游戏，虽看似热闹，却终究被隔绝在公共生活之外。本来莫言获奖该是当代文学重返公共生活的一次契机，然而这次文学界内部的“互掐”，则实在有失斯文和体面。

　　有意思的是，此次“口水战”并不是在习惯意义上作家和批评家这对矛盾共同体之间展开的，《收获》杂志有关人士的介入反而成为热点。作为国内口碑极佳、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之一，《收获》毫无疑问能够代表当今纯文学的标尺。一直以来，《收获》也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既是如此，其所登作品理应更能经受得住各方的批评才是；既然有人发声，就必能代表一些人的想法。而从学理的角度来看，李建军的文章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许多观点还是切合实际的。莫言小说在其“伟大”之外，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不能因其获奖而假装视而不见。

　　表面上看，程永新和叶开瞄准的是“新批评”的所谓“不良风气”，认为他们是“博眼球的谩骂”和自我炒作，并以坚守批评底线的名义，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学批评形式。然而，他们的言论只是停留在观念层面，更多只是意气用事的成分。反观程永新的微博，倒是能从他提到的几部小说中看到其更为隐在的愤怒缘由。比如《天香》《古炉》等，这些都是《收获》杂志近期刊发的作品。或许在他看来，“新批评”似乎是在揪住《收获》不放，“不负责任”地批判而有意为难。这种“刁难”是对《收获》编辑文学鉴赏力的攻讦，更是对作品本身的诋毁，而至关重要的是，担心这种“负面曝光”会对杂志的销售链条形成侵害。

　　文学中人一方面倡导创作自由，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批评家自由地发声，岂不谬哉？窃以为，批评的权利应获尊重，批评的效果和有效性则应交给时间检验，交给文学共同体里的大多数人来检验。“新批评”和对“新批评”的批评，均应秉持如此理念。上纲上线的批判，不仅无助于优良批评风气的形成，也容易造成文学界内部的紧张和分裂，使原本就极为狭小的文学共同体更加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