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一同访问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作为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访，习近平一行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重视。其中，彭丽媛作为国家主席夫人的表现备受关注，不仅在国内好评如潮，还引发了包括《纽约时报》、《德干先驱报》和《联合早报》等外媒的“彭丽媛热”，成为媒体抢先报道的焦点。

　　“第一夫人”外交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不仅缺乏夫人外交的传统，甚至人们对“第一夫人”外交的提法都存有歧义，“第一夫人”外交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中国首次实施夫人外交的是宋美龄，她在1942年2月首次以“ 第一夫人”身份随同蒋介石的出访印度，用英文对印度人发表演讲，大获成功，尤其是此后在访问美国期间，在国会山发表英文演讲，与社会各界接触，出现了万人争睹的盛况，被誉为“她的价值相当于20个师”。新中国成立后，在向外派驻大使时，一些大使夫人对以夫人身份开展外交想不通，甚至需要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出面做工作才接受。1961年9月，为充分发挥夫人群体对外交的积极作用，中央批准成立夫人外事活动指导小组，在邓颖超、张茜等人领导下，指导和参与夫人外交工作的开展。1963年 4月 12日至 5月 16日，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这也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偕夫人出访，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李先念、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支持和带领下，“第一夫人”外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也越来越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比以前，此次彭丽媛以主席夫人身份陪同习近平出访，注重与社会各界开展广泛交流和沟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是一个突出的创新和发展，引发了国际舆论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为增进与出访国人民的友谊和提升国家形象，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标志着中国“第一夫人”外交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第一夫人”外交在本质上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是新时期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彭丽媛出访的效果来看，中央将其确定为公共外交的定位是恰当的，也是可行的，符合当今世界公共外交的一般规律。总结世界各国经验，“第一夫人”在公共外交中主要承担三个方面的外交角色。

　　一是首脑公共外交的“左膀右臂”。

　　显然，由于各国均没有在宪法和法律上明确“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她们在外交中发挥什么角色，以及在某种角色上发挥到多大程度，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外交授权，最高领导人往往会根据内外各方面的反映和效果，随之扩大或取消对“第一夫人”的外交授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夫人”的外交权力基础是十分脆弱的，缺乏明确的法律和制度支持，故而在实践中也难以独立，只能发挥首脑公共外交的“辅助者”和“支持者”的角色。然而，一旦这一角色发挥得当，也能立即对首脑外交起到“如虎添翼”的效果。

　　作为支持性角色，第一夫人最基本的角色是陪同第一领导人出访，可以通过其女性的魅力与温柔的气质，改善第一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过于强硬的形象，特别是在国家间关系存在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或者两国存在深刻分歧的时候，第一领导人不得不申明必要的外交政策立场，此时“第一夫人”出场，则有助于缓和潜在的紧张局面，为国家间关系起到难得的润滑效果。例如，肯尼迪夫人的优雅与美丽赢得了戴高乐与赫鲁晓夫的好感，她的表现展示出她对对方的理解与尊重。肯尼迪说：“她是我最棒的外交官。”再比如里根夫人南希的俏语和幽默被称为“推动了冷战的结束”。

　　此外，抛开领导人在军国大事上的关系不论，出于各国所共同遵守的外交礼遇规则，“第一夫人”的出访必定会受到隆重的接待，不仅可在出访期间与被访国“第一夫人”在交往中建立友谊，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与受访国民众的沟通和理解，能够起到“以民促官”的良好效果。作为前者，相对于第一领导人之间的更多涉及国家立场和外交政策的“硬交往”，“第一夫人”们之间强调文化和了解的“软沟通”可以间接影响到她们丈夫之间的关系，为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提供机遇之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认为，“第一夫人们建立友好关系为各国首脑提供了某种低调的交流方式。”作为后者，“第一夫人”与访问国社会各界的交往，尤其是着眼于人民友好的交往，更能为最高领导人开辟一片广阔的外交空间，起到补台和呼应的效果。

　　二是政府公共外交的“形象大使”。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是政府与民众以及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没有他国民众对一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两国政府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必然会沦为一纸空文。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加强公共外交，努力在本国政府对外政策和其他国家舆论和公众之间搭建其理解的桥梁。相比最高领导人出访强调国家利益，强调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围绕重要政策开展的对话和磋商，“第一夫人”更强调展现本国的国家形象，强调向社会各界传递本国人民对受访国人民的友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夫人”就是一个国家的“首席形象大使”，是一国国家形象的名片和天然的代言人。

　　作为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席形象大使”，“第一夫人”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都关乎国家形象，受到舆论高度关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穿戴、福特总统夫人贝蒂諀福特的发型，以及现任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健身与饮食方法，都在引领美国社会的时尚方面有着魔法般的效果。此次彭丽媛出访走出机舱舱门后的微笑、穿戴、皮包以及一言一行都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在信息化时代，“第一夫人”的此种形象塑造功能被无限地放大，甚至一些国家都专门设立了“第一夫人”办公室，配备了专门的行政人员，囊括了政策、传播、化妆、公共联络、日程规划、社会事务等领域中的专业人士，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工作团队。

　　三是社会公共外交的“桥梁纽带”。

　　在很多场合下，“第一夫人”也并非完全依附最高领导人，而是独立承担起公共外交的角色。比如代表第一领导人单独出访，出席一些重大的国际文化活动的开幕式和盛会典礼，以及致力于推动社会关注的一些全球性问题，呼吁全社会关注一些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失败的群体，倡导慈善、环保和人道主义关爱等议题。

　　“第一夫人”可以作为第一领导人代表出访他国，传达第一领导人的外交理念与政策。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如果两国关系紧张、第一领导人在场可能导致僵持局面，那么“第一夫人”作为代表单独出访可以避免或缓和这种紧张气氛；另一方面，“第一夫人”可通过她们的亲眼观察与亲身经历，为其丈夫提供可靠的第一手的信息。最著名的例子是卡特夫人1977年出访拉美七国。当然她并非只是一个人，而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副国务卿以及各国的美国大使陪同。她的使命是向拉美七国领导人解释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但不进行任何承诺，也不讨论具体的事务。事后《芝加哥阳光时报》评论道：“第一夫人罗丝琳豸卡特让美国感到骄傲。在不断发展的美拉关系中，她之前出访拉丁美洲所建立的友谊是十分宝贵的。”

　　同时，作为文化使节，表达文化共鸣。小布什夫人曾说：“加深我们友谊的最好方式之一是更好地理解我们各自的文化。”“第一夫人”常常需要参加一些与被访国文化相关的仪式或活动，而几乎所有的被访国都会为到访的“第一夫人”提供一门“历史课”。例如，奥巴马夫人到墨西哥单独出访时，其中一个活动是参观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以让她“更好地了解墨西哥的历史与其丰富的文化”。再如，福特夫人曾在访问我国时，在一群练芭蕾舞的学生面前乘兴起舞，这一谦虚的破冰之举“被誉为比外交官们的谈话意义更加深刻”。

　　此外，作为人道主义使节，表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第一夫人”往往将世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人道主义问题上，包括妇女的权利、教育、消除贫困和疾病等，通过人道主义的关怀团结弱势群体。克林顿夫人到巴基斯坦的访问被称为“展现出一个国际母亲的形象，她轻抚婴儿的面颊，慰问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