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给予我的感觉，不是冷清和呆滞，不是无声和沉闷，而是复苏拔节、强势生长。

　　每当面对一年的报告文学时，总有一种难以归纳类别的困难。因为，虽然很多报告文学作品都在从不同的侧面联系着现实社会生活这个大题材，但它正像农村的田地，被分割成很多单个的条块，这块种着玉米，那家种着高粱，而其他的地块又分别种着大豆或谷子一样，色彩丰富，长势良好，丰收可期，难以将其概而论之。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基本没有固定的题材领域，作品包容的社会对象丰富多样。作家都出于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题材，让你很难笼统地从单一的面上看待所有人的收获情形。但正是这样不同品种单产的收获，最后构成了金秋的大好收成，让人有了一种比较满足的喜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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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品数量依然不少，并没有出现有些人担心因为媒体发达，微博风行，报告文学一定会出现停滞清冷的现象。固然，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依然在陈旧的主题与题材上惯性运行，好人好事、表扬稿式的作品很多，但是报告文学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联系依然紧密，报告文学作家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的热情和自觉仍然强烈。即使像这些主题惯性和表现套路老旧的作品，也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现实社会生活的气息。

　　仔细点看，报告文学在关注国内国际重大事件方面（例如，朱增泉的《新千年软战争》、何建明的《国家》、陈启文的《北京风暴》、徐剑的《浴火重生》、傅宁军的《台湾海峡：战争与和平》、梅洁的《汉水大移民》、北方的《神九，与“天宫”有约》、张锐锋的《鼎立南极》、冯锐的《亮剑湄公河》等），在表达社会的矛盾变革和民生的生存调查方面（例如，沙林的《不能缺失的心》、王伟举的《探秘火山口上的温州》、何建明的《三牛风波》、铁流和徐锦庚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梁鸿的《梁庄在中国》、党益民的《蜗居厕所》、施雪钧的《大凉山之痛》、郭万新的《2012：吉庄的三户人家》、杨豪的《农村留守妇女生存报告》、孙晶岩的《中国看守所调查》等），在报告社会某些领域的专门问题和深沉浓郁的爱心表达方面（例如，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陈歆耕的《猫鼠博弈》、郭文杰的《河南有个“台湾村”》、阎纲的《美丽的夭亡》、卜谷的《一诺百年的旷世奇缘》、汪浙成的《女儿，爸爸要救你》等），都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凡俗的作品。

　　报告文学作家，依然在坚守着自己行走并感知表达社会现实生活的使命精神。报告文学的体裁核心价值追求没有改变，其走向行迹就不会有大的偏离。尽管这期间也有一些企图用单纯的个人事实感受与记述表达，代替和湮灭报告文学要求作家努力参与现实社会矛盾的使命，可是，报告文学的特性和很多报告文学作家的价值认定并没有被影响，报告文学创作与现实社会生活沟通依然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