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写的就是最简单的歌曲”——我的歌曲创作与时代的印记

徐沛东（著名作曲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

宋祖英演唱徐沛东创作的歌曲《爱我中华》

　　◎“西北风”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也并不简单，它是时代文化的标记，体现了人民的一种渴望。

　　◎歌曲创作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不光是曲调优美就可以了，它一定得有思想性。当时有人说《篱笆墙的影子》是打破沉寂的先声，具有启蒙意义。

　　◎把最普通的话写进老百姓心坎里，这才是高人。所以《常回家看看》为什么大家爱唱，因为它朴实而简单。

　　现代歌曲创作的文明程度也就100多年的历史，歌曲创作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大家在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某个时代的时候，往往首先就是音响记忆，音乐有着很强烈的记忆功能。现在拍电视剧，尤其是年代剧，导演大都很喜欢用当时的音乐、歌曲营造那个时代的氛围，让人快速进入一个情境里。“流行歌曲”，这个词的出现也具有时代性，在上世纪70年代末，流行歌曲等于“流氓歌曲”，等于“靡靡之音”。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通俗歌曲”这个词。现在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叫“通俗歌曲”，年纪大点的人可能了解，“通俗歌曲”其实就是流行歌曲，打一点擦边球，就是因为流行音乐可能会被理解为不是太健康的歌曲，其实是一回事，现在又改回来了，还是叫流行歌曲，否则不能与国际接轨。这个时期的歌曲特点是，审美的多元化与创新形式的多样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歌声，这就是歌曲文化的特征。我本人就是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

　　【“西北风风源”】

　　我的创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积累准备的，我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做过指挥、做过编配工作，写过一些小歌。我真正接触歌曲创作是1986年那场刮遍全国的“西北风”，我本人也算是那场风暴的风源之一。“西北风”为什么会出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西北风”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也并不简单，它是时代文化的标记，体现了人民的一种渴望。到了1988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不再用粮票了，工资也有所提高，穿衣服也不是一个样式一种颜色了，但是人们的精神依然是迷茫的，所以出现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的歌曲，它很不简单，它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呐喊。

　　“西北风”不仅仅是指西北地域的歌曲，我的那首成名作《我热恋的故乡》就不是西北风格的歌曲，用的曲调是河北梆子，我把它时代化了，揉碎了，用我的理解去写，节奏也是当时时髦的迪斯科“哦……哦……哦哦哦哦……”再说这首歌的词，“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忙不完的黄土地、喝不完的苦井水”。以前谁敢这么写、这么唱？都是高唱“我的故乡是最美的地方”。所以只有改革开放，尤其是思想解放才可能有这样的变化：首先要敢于正视自己的贫穷！然后出现了极大的反差，“故乡，故乡，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随后最精彩的黄金切割点出现了，“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呀地也肥呀水也美呀，地肥水美……”如果倒退十年，不敢这么写，人家会问“这也是歌曲吗？”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歌曲。

　　这首歌很多人唱过，但是大家不太清楚，首唱其实是腾格尔，当时他刚毕业，来我家找我。那时两家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我家是15平方米的小屋。那时他没有胡子，还挺年轻的，用沙哑的嗓音唱着，我家邻居是位上海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屋子也不太隔音，腾格尔一边唱着，就听着隔壁“咯咯咯”地笑着。后来我问奶奶笑什么，她说这歌就像她解放前听上海街头要饭的人唱的一样。这也说明，不管是歌词还是曲调都特别生活。因此，腾格尔在首体举办的“新星音乐会”上唱起这首歌，一举成名，火了！这也说明歌曲创作离不开歌手的个性演绎，当时李谷一很红，大家都是她那种唱法，忽然冒出来腾格尔这种特别“干燥”的声音，让人印象太深刻了。

　　【“农村作曲家”】

　　在《我热恋的故乡》之后，我还写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等“西北风”歌曲，这之后有很多人找我写歌。有一天，有位导演找到我，想让我为一个电视剧写主题曲，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篱笆，女人和狗》。当时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怪，导演说希望我再刮刮“东北风”。我拿着本子仔细地看，内容是非常感人的，讲的是改革开放初农村的故事。那时给电视剧写歌还不是那么风靡，我找到词作家张黎老师，希望写一种“意识流”的感觉，当年已经有了《一无所有》《雪城》这样的歌曲。张黎很快写出了词——《篱笆墙的影子》，立意很独特，有一种深意在里面，写完发表后影响很大。细细咀嚼歌词，“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哟，梁也还是那道梁。碾子是碾子，缸是缸哟，爹是爹来娘是娘。麻油灯呵还吱吱地响，点的还是那么丁点亮，哦，哦，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那么长……”，有人开玩笑说这说的都是废话嘛，但是绝没有那么简单，我看这个词特别有一种感受，虽然它表面说的都是一种现象，却表达了一种大家都有却都难以言说的感受，所以引起了共鸣。歌曲创作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不光是曲调优美就可以了，它一定得有思想性。当时有人说这首歌曲是打破沉寂的先声，具有启蒙意义。

　　当时还写了《苦乐年华》《苦篱笆》等等，立刻又火了。录像带、录音带卖疯了，磁带卖了1500万盒，这在现在看来是天文数字。从我本人来讲，我觉得精神的受益者是我，我精神上特别满足。有一次我到云南采风，在边境的山上，听到远远的山坡上一个年轻女孩一边放牛一边唱着“我的故乡并不美……”那声音在大山中回荡着，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虽然那个声音并不太优美，音准也不是很准，但是却能立刻勾起我对过往岁月的一种怀恋，和我对写歌的“瘾”来，这就是一种精神满足。

　　【“会歌专业户”】

　　写完这一系列歌曲之后，我后来又连续写了好多农村题材电视剧的主题歌，那时很多人就把我归到“农村作曲家”、“农民作曲家”的行列。不久后，北京亚运会要召开了，亚组委的人找到我，说：“我们征会歌征了一年了，你也不积极，一首都不投稿。”那我说，我试着写写吧，后来就写了几首，其中包括《亚洲雄风》。

　　其实《亚洲雄风》的成功，不在于创作技巧的成功，首先是整个大平台造就的，火炬在全国传递时都在放这首歌，连大街上的小孩都会唱“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我们亚洲，树都根连根；我们亚洲，云也手握手。”曲调、歌词都简单、好唱！另一个重要方面还是在于创新，我认为艺术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创新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个歌火了之后，除了知道韦唯、刘欢演唱外，大家也在关心这歌是谁写的？说是徐沛东写的。有人说，不可能，因为他们印象中我就是“农民作曲家”。后来知道了我也能写运动会歌曲，就又有好多人找到我，让我写运动会歌曲。我写过“青运会”、“农运会”、“城运会”会歌，我又成了“会歌专业户”。

　　有一天，有位老同志找到我，说让我写个“民运会”会歌，我那时真是写伤了，说能不再写会歌了吗？那位同志说，“我们征集了一年，实在没有好作品。这样，你写了，就定下来，就是会歌了。”我说我试试吧，但不是会歌，就是一首歌曲。我找到乔羽老师，后来就创作出那首《爱我中华》。歌曲与运动会没什么关系，只有一句“健儿奋起步伐”与运动会稍有些关联，这一句足矣。“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情感非常真挚。

　　最后，我想告诉现在的创作者，千万不要概念化、形式化，这样创作不出好歌曲。我们回顾一百年的歌曲，包括抗战时期那些激愤、昂扬的歌曲，都是发自内心的、无可比拟的，是一种民族的洪流。把最普通的话写进老百姓心坎里，这才是高人。所以《常回家看看》为什么大家爱唱，因为它朴实而简单。我也经常在反思自己，我现在的作品说实话越写越复杂，其实想来最难写的恰恰就是最简单的歌曲。现在的整个歌曲创作环境空前繁荣，一年的歌曲创作也有三五十万，能够听到录成声音、成型的也有十几万首，传播的渠道也非常之广，有电视，有广播，有唱片，有网络，但老百姓还是不满足，说没有好歌。我想我们真应该好好思考，从历史中找经验，如何把握住时代脉搏，使自己在这个时代中保持不断创新，做一位“弄潮人”。

　　（本报记者张悦根据徐沛东在第三届中国宜昌钢琴节所作的《歌曲的创作回顾与思考》讲座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