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十六大以来，随着我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您认为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显：这个问题可以从几方面的几个指标项来看。首先是人民群众深切体会到了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步伐。从1998年开始，广播电视村村通第一期工程启动，到2010年第三期工程结束，我国城乡电视节目信号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这是最大的成绩之一。其次是电视节目的供给量，以2011年为例，我国共生产电视剧约31000集，生产电视纪录片约7600小时，动画片22万分钟，从数量来看这都居于世界前列。第三是市场主体多样化。10年来，除国有电视机构在扩大外，民营电视机构也在迅猛发展。期间国家广电总局向潮涌东方、苏州福纳、海润影视等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发放了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这个变化显示出，我国文化政策的转变为电视产业的社会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对提高竞争能力、扩大市场规模、培育市场主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见证了中国电视信号的传输方式由微波中继向卫星中继的转变，见证了从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变，见证了网络电视的出现。电视技术飞速发展，同时电视的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收视率问题引起广泛热议，您怎么看收视率指标？

　　张显：收视率统计对衡量电视节目水平而言，是一个必要指标，但不够充分。收视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社会的关注热点，但这些热点又并非一定具有正向价值。如果仅用收视率来一刀切，未免片面。

　　目前我们采用的收视率统计，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样本户的采集与文化发展话语权的配比还不完善；二是电视节目评价过度依赖目前的收视率系统，我们只注意到了用收视率来评价节目，但是否忘记了也需要审慎对收视率本身加以评价。电视节目质量评估需要有一个引导观众注意力健康投向的国家标准。

　　记者：2011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业界俗称“限娱令”，对电视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您怎么看？

　　张显：娱乐是社会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之不可，过之非福。一定意义上，大众的文化心理和取向，不是被红头文件培养出来的，而是从娱乐活动中感发出来的，关键在娱乐内涵、方式、规模和目的的把握上。一方面，没有广泛、多样的娱乐的社会是沉闷的、无生气的；另一方面，乐极生悲的短视行为也需要警惕。娱乐节目既是电视台利润再生产的所在，也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责任，二者并不对立，电视台既要担当自我，也要担当起对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

　　记者：在新传媒环境中，电视行业该如何谋求新的发展？

　　张显：过去电视作为新媒体出现时，电影、广播这些传统媒体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现在来看，无论最初受到怎样的震荡，电影、广播如今都得到了新的壮大和发展。互联网和移动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使传统电视业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媒体在接触的即时性、使用的互动性、选择的自主性方面，是传统电视媒体很难做到的。媒介市场在细分的同时，各类媒介也在进行着各自的深耕和兼容。电视业不仅有着自身的雄厚基础，也在不断适应媒体格局的变化进行着调整和创新。我认为，在新传媒格局下，随着文化和知识的普及，许多人已成为“全媒介人口”，他们既读书看报，也看电视、电影、听广播，也会使用互联网。举个例子，电视节目组成的“亲友团”参议形式，就是电视人对居家看电视这种生活形态很好的开掘，其中就包含着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精到把握。在新媒介环境中，电视业的发展不仅要研究媒介本身，还要从思考媒介社会学的视点，去谋求新的发展思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