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和同志们：

我叫邹宁。在爸爸与癌症抗争的7年里，我陪伴着他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生死难关。他去世以后，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爸爸不仅生我养我，还教我如何做人，给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爸爸对群众文化事业为什么那样执着？从他生前的许多言谈中，我感到，这是因为爸爸的心里始终有两个字：报答！

爸爸生前最爱唱《报答》这首歌，病重期间有时还边唱边流泪。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听他讲：他8岁时，原本幸福的家庭突然发生变故，爷爷和奶奶离异，爷爷离家远走，奶奶随后病故。他从此成了孤儿，只能和他年迈的姥姥相依为命。在以后的日子里，有两个数字成为他永远的记忆：一个是6元5，一个是19元5。这两个数字，一个是上中学时的人民助学金，一个是上大学时的人民助学金。靠人民助学金，他才得以完成学业。他常说，自己一个孤儿，靠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学业，用什么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他想不出别的途径，只能用自己的所学，为群众文化事业尽点微薄之力。

正是这份“报答”之心，促使父亲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973年爸爸毕业前夕，面临着人生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次选择：是留在北京，还是回到故乡？

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建立之后的第二届学生，作为参加过国庆招待会等大型演出的高材生，作为一名优秀的团干部，他有充分的条件留在北京。而且他心里很明白：留京工作更有利于自己在专业方面成长和成才。

然而，他割舍不下我的妈妈。他们是中学的同学，大学时谈的恋爱。恋爱3个月，妈妈突发脑膜炎，被救活后，一度神志不清。在妈妈绝望的情况下，心地善良的爸爸，毅然与她确立了婚姻关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爸爸后来跟我说，他当时思想斗争很厉害，他和妈只有三个月的恋爱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别人虽然不能说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良心过不去，会一辈子生活在愧疚自责中。他当时做好了准备，就算妈变成了一个白痴，他也认了。爸爸毕业时，妈妈已经从青岛海洋大学毕业回威海工作，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需要他的照顾。这成为他选择回乡的一个原因。

同时，爸爸也知道，威海也非常需要他这样的音乐人才。当时国家音乐教育落后，大中专学生又不愿意到基层，基层文艺人才奇缺。他说过：那一年他在初中三年级，村里排演文艺节目，竟找不到一个识谱教唱的人。村里人认为他是个中学生，又爱好文艺活动，就找到他。可他只是跟着别人学了几首歌，曲谱面前也是睁眼瞎。那一次经历深深地刺激了他，也是在经历了那次刺激之后，他才下功夫自学音乐知识，并因此考取了中国音乐学院。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这种状况，回报党的培养，回报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

也正是这份“报答”之心，激励着父亲30多年如一日，在基层文化园地上耕耘不止。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唱歌是爸爸最重要的事儿。他自己唱，也听别人唱，更多的是教别人唱。他经常下乡，晚上经常在外面给各个单位排练节目，辅导学生，一年365天，很少休息。

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妈妈单位的平房宿舍。一到晚上，妈要上夜班，爸爸要去办音乐学习班，我就经常被爸妈送到邻居家寄存。天气好的时候，爸爸会带着我到学习班去。他把我放在一边让我自己玩，玩着玩着我自己就睡着了，爸爸教完课后再把已经睡着的我绑在自行车上带回家。有一次，妈妈正好又上夜班，爸爸要排练节目就想把我自己留在家里。他找人帮我做了一把木剑和一把木头玩具手枪，先给我讲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然后问我，小宁，晚上一个人在家怕不怕？刚听完故事的我说不怕。他就夸奖我，然后就用被子将我围起来，锁上门走了。爸爸一走，我就害怕了，胆战心惊的等他回来，为了壮胆，把收音机开到最大的音量，手里拿着木头枪，树着耳朵听动静，不知不觉睡着了。

爸爸有很多学生，一到星期天，家里会来许多叔叔，阿姨跟他学唱歌。妈妈那时的工作要“三班倒”，经常不在家，我童年的星期天，就是这样在不断认识新的叔叔，阿姨中度过的。上小学一年级时，爸爸就教我做蛋炒饭。那时他经常去乡镇办学习班，一去就是几天都不能回家，妈妈上班也不在家，我中午放学回来后就自己做饭吃。爸爸从乡下回来后，他会带我去海滨馄饨部吃碗馄饨。他自己一个都不吃，看着我大口大口地吃，我吃得越多，他越高兴。现在回想起爸爸当时的目光，里面全都是歉疚。

记得有一次放寒假，爸爸要到离我家大约七，八公里的孙家疃某部队排练节目。那天刮大风下大雪，天特别冷，家里那时没有暖气，他不放心我自己在家生煤炉子，就带着我一起去部队。要到部队还要翻一座山，当时还没有隧道，没有交通车，他就领着我步行。走到山半腰，我累得实在走不动了，脸被风刮得生痛，眼睛也睁不开。爸爸把自己的围巾给我围上，给我讲故事鼓励我继续跟着他走。我们父子两人大约走了九十多分钟，才走到了部队。部队的战士们看到爸爸和我一身雪花出现在礼堂，高兴地围了过来。

三十年来，爸爸辅导学生，编排节目，指挥合唱，一场接一场，一个单位连着一个单位，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在不知不觉中让岁月染白了双鬓，但爸爸从没有怨言。

也正是这份“报答”之心，支撑着父亲不顾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为社会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

爸爸在2000年的4月被确诊为直肠癌，当时妈妈和我商量先不告诉他。他做第一次大手术后的5月1日是我儿子的生日。那天，他和往常一样乐呵呵的抱着他的小孙子玩，看着爸爸和儿子抱在一起那股高兴劲，我的心在滴血。妈妈和我一样，饭桌上不敢看爸爸，心在流泪。吃完饭后，我躲到无人的地方自己放声大哭了一场。

爸爸的癌症发现时已经扩散，7年里，我陪着他去上海治疗了8次，在他与病魔抗争的时间里，他多次对我说：身患癌症不可怕，我随时都有上路的思想准备，活就要活得有质量，这个把握在自己手里。

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后，工作反而更加投入了。我理解爸爸，他可以舍命，却舍不得音乐。

一次，我陪爸爸到上海治病，刚刚安顿下来，他就说走，我还以为去医院呢，我说今天是礼拜天，医院不上班。他说，抓紧时间跟我去买资料。结果他带着我到了音像店，买了许多音乐资料。

2004年的8月，爸爸的病情不稳定住进医院，经过检查，他的癌细胞已经大面积转移。妈妈陪着他去做肺镜检查，肺镜检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爸爸当时痛得两眼都是泪坚持做完肺镜检查。护士看他太痛苦了，就让妈妈扶着他到办公室的椅子上面休息一会儿。谁知他刚刚坐下，就从衣兜里掏出笔，趴在那里颤颤巍巍地开始为林业局写歌。妈妈心痛的哭了。妈说，你不要命了了你。爸爸好像根本没有听到妈的哭声，完全沉浸在创作中，他创作的歌曲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后来林业局参加比赛的时候，这个歌还获了奖。

还有一次，爸爸刚从上海做完手术回家，环翠区工商分局请他写《东方红》三部曲，当时他线还没有拆，他就让妈妈使劲把他托起来，靠在枕头上写。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启明合唱团即将代表威海市参加山东省纪念抗战60周年歌咏大会。当时爸爸正躺在医院里面打介入，下身被捆绑在床上，他放心不下合唱团，让合唱团员们到病房来，一遍一遍的排练。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排练，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我看不下去，多次想阻止爸爸。妈说，你不要拦他，你爸爸现在是为了音乐活着，那一天不和音乐说说话，你爸就没魂了。我和妈妈只能站在一边陪着他。

爸爸得病这7年，大大小小手术动了13次，住进医院多少次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他所承受的痛苦无法形容。但他只要站在舞台上，只要歌唱，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挥动着手臂，昂着头，神采飞扬。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他浑然不觉。音乐成为治疗他疾病的灵丹妙药，音乐融入到他生命的血液之中。

看着爸爸病中那种痛苦的样子，我和妈妈都试图劝说他不要再出去了，在家好好养着。但看他在家那种神不守舍的样子，又动摇了。我们知道，让他出去伤的是他的身，不让他出去伤的是他的心哪！没有办法，学工的、对音乐没有爱好的妈妈只好陪着他到处走，好随时照顾他。他到老年大学讲课，妈就成了老年大学的学员，他在讲台上讲，妈在学员席上看着他：他到合唱团去指挥，妈就到合唱团去，在一边当观众；爸爸登台演出，妈妈一定在台下。那些日子，妈妈手里总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几件衬衣。因为爸爸身体虚弱，指挥一个曲子，汗水就会浸透衣衫，一旦着凉，病情就会加重。有时妈妈一个上午要给爸爸换三、四件衬衫。

爸爸临终前跟我说，他要穿着那身指挥服走。妈哭了，妈说，这次咱可不能听他的啊。那身指挥服已经很旧了，有的地方已经破碎。我跟爸爸保证，让这件指挥服跟着他走。爸爸去世后，我将这件指挥服在他灵前烧了。我理解爸爸，这件指挥服陪伴着他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是他音乐人生的见证。我相信爸爸一定收到了他的指挥服，因为他说过，他到天堂还会成立一个合唱团，他还要做指挥，还要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