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和同志们：

我叫张艳华，是邹树君老师创办的“启明合唱团”成员。与邹老师在一起虽然只有三年多时间，但对我们这些团员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使我们终生受益。

邹树君老师一生当中，指导过许多合唱团的排练，指挥过许多合唱团演出。他很早就有一个心愿，要亲自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合唱团，带出一支高水平的合唱队伍，为威海的文艺事业培养更多的骨干。生病以后，他自知上帝留给自己的时间不会很多了，这种愿望更加强烈。 2005年，邹老师办理了退休手续，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充裕时间，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威海有个启明假日酒店，是韩籍华人龙启明先生创办的。邹老师感觉“启明”这个名字很好，就想以启明作为合唱团的名字。他找到素不相识的龙启明先生，向他讲了自己的想法。当时，邹老师已经作了三次大的切除手术。龙启明先生看着他身上三条一尺多长的刀口，被眼前这位老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二话没说，决定出资赞助，建立“启明合唱团”。邹老师立即行动，挑选演唱人才，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合唱团组建起来了。

启明合唱团是一个以中老年音乐爱好者为主体的业余合唱团，没有财政资金支持，也不可能有多少演出收入，企业的赞助也只能限于购买必须的设备和演出服装，领办这样的一个团，只能有付出，不可能得利。但这个团寄托着邹老师的一个追求，寄托着邹老师的一份良苦用心。邹老师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如果上帝能够给我10年的时间，我要使威海成为合唱之乡。他还多次表示，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威海留下更多的文艺种子。虽说我们的合唱团是个自愿性的群众组织，但管理十分规范，纪律非常严明。团内有18名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定期过组织生活。合唱团还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民主选举了领导班子，每年都要进行民主评议。财务定期公布，做到了公开、透明。3年多，邹老师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疾病折磨，每到集中排练日，都定时来到合唱团，组织排练；住院期间病房也成了他的排练室；参加演出，他都是亲自带队，亲自上台指挥。他为合唱团的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心血。

记得一个集中排练日，邹老师发高烧正在住院，大家认为邹老师不会来了。可当我们排练到上午10点钟时，排练厅大门推开，邹老师又来到了大家面前。大家知道，他一定又是刚拔掉输液管赶来的。他颤抖着拿起指挥棒，指挥大家演唱。看着邹老师被病魔折磨得蜡黄削瘦的面容，队员们眼里都充满了泪水，大家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生怕老师看了难过，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歌唱，希望能用我们的进步给老师一点慰藉。

2006年春节，邹老师住院进行介入治疗。这种治疗需要把腿捆绑起来，防止移动。在做介入治疗12个小时的过程中，他不时地戴着花镜反复琢磨、修改着我们的合唱曲目。第二天，团员王太强到医院去看望他。一见面邹老师说，太强，好几天没听歌了，你唱一首吧。王太强知道老师喜欢什么歌，轻声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王太强唱完，邹老师指出了几处毛病，很严肃地说，你唱得不够投入，回去好好练，练不好你不要来看我。

启明合唱团在邹老师的指导下，水平提高很快，慢慢有了名气。经常代表市里参加一些重要比赛，参加市里组织的一些重大演出，每到这时，邹老师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全然不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心上。

2005年9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山东省委老干部局决定在青岛组织一次老干部歌咏比赛。威海市的代表队就是以启明合唱团为主体组建的。当时邹老师身体非常虚弱，我们真不忍心再让他受累。但看他对舞台的那种眷恋，又不忍心劝他。那些日子，他一次又一次地指挥我们排练，经常满身虚汗。24日上午，我们出发去青岛参加比赛。从前演出的途中或闲暇时，邹老师总是谈笑风生，但这一路上，他始终紧闭双眼，默默无语，他已连续腹泻多日，身体极度虚弱。我们到了彩排现场，邹老师立刻像换了个人，拿起指挥棒，精神抖擞地站在了指挥台上。晚饭后他顾不得休息，又组织大家继续排练。他一手指挥，一手捂着肚子，脸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可是谁也不敢劝他休息，因为明天就要正式比赛了!第二天早晨才四点半钟，他又把大家叫起来，在招待所的走廊里排练到吃早饭。当我们登台演唱时，不巧，反听音箱出了问题，根本听不清伴奏的声音。邹老师以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的指挥经验，镇定地指挥我们完整地演唱了《在太行山上》和《在灿烂的阳光下》，博得评委的一致好评和观众热烈的掌声，获得了二等奖，他本人获得了“指挥奖”。我们知道，这个奖来之不易。奖杯里面装的是一个癌症晚期老人的心血。

邹老师最后一次指挥我们合唱团登台演出，是2006年5月23日，环翠区第33届“5．23”歌咏晚会。这个歌咏活动是邹老师提议开展的，他与这个活动相伴走过了33年。而这时的邹老师，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90公斤的体重剩下不到60公斤，又刚作过化疗，谁都不忍心再让他登台指挥。但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们都能看得出，他还想指挥我们合唱。我们心里清楚，他舍不得离开舞台，舍不得他心爱的音乐。他虽然不说，但他了解自己的病情，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等不到下一个“5·23”了，他要向他的观众做最后的告别。我们商量，一定要满足老师的这个心愿。我们和他约好，为了保存他的体力，在他指挥的曲目开演前5分钟，把他接到现场。那天晚上，我们在后台静静地等着他，当他穿着那身我们熟悉的指挥服走进来的时候，大家百感交集。轮到我们演出了，大家看到台上的邹老师，指挥动作依然是那样优美、舒展，但熟悉他病情的人知道，他是用生命在歌唱!当他走下指挥台，面向观众谢幕时，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许多人含着眼泪，用掌声向这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强者致敬!

邹老师最后一次给我们团排练，是2006年10月27日。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段时间，为了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演出，我们正赶排合唱《四渡赤水出奇兵》那天他虚弱得已经站立不稳了。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希望他坐下来指挥。但他毅然把椅子推开，颤抖着拿起指挥棒，顽强地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那天，我们都是含着眼泪演唱的。从那以后，邹老师再也没能指挥我们演唱。现在，许多团员听到《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曲子，就会想到当时那种悲壮的场面，以至于有的人现在都不敢听、不想唱这首歌了。

那次排练以后，邹老师的病情急转直下。从那以后，他对合唱团的指导就转到了家里、病房里，排练新的节目，他把我们几个骨干叫到家里或病房里，先指导我们唱，然后由我们指导全团排练。这时他的右手已经不能写字了，经常爬在床上用左手练习写字。每次我们去看望时，他都要我们唱歌，还执意给我们伴奏。这时的他哪里是在弹琴，简直就是在砸琴哪!我们不停地在他身后偷偷擦着眼泪，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满意了才为止。2006年10月，我和老杨等几名团员到医院去看望邹老师，这时威海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刚刚离去，我们惊奇地发现病床上的邹老师满脸是泪，全愣住了，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看到他哭，以前我们看到的都是笑容，听到的都是歌声。老杨上前说，邹老师，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么乐观，这么坚强，怎么会……，邹老师一下子严肃起来。“老杨，你怎么不理解我，我不是怕死，我从小吃着百家饭长大，拿着人民的助学金读完了大学，没想到这么就不行了，不能报答了，哪怕再给我二年的时间!”邹老师说着说着又哽咽起来。我们再也忍不往了，伏在邹老师身上痛哭起来，整个病房里哭成了一片。

为了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减轻老师的痛楚。团里的同志自发组织起来，轮流到老师家里、到病房里看护他，他的双腿肿得很粗很粗，于英大姐就天天去给他烫脚；张琳大姐天天下班后去给他按摩；还有几个团员经常给他做饭，大家千方百计给他换口味，想让他多吃一点，好多一点与病魔抗争的力量。然而，残忍的病魔没有因此而手下留情，而是一天天，一点点地吞噬着他宝贵的生命，2007年4月1日，也就是邹老师去世前四天。他可能感觉到自己不行了。他把团里的几个骨干叫到家里，对他身后的事做了安排。这时邹老师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他气喘吁吁地对合唱团今后发展作了详详细细地安排。最后嘱托说：“要按照我们的建团方针去带好这个团，假如我还有机会回到这个团里，我做你们的艺术顾问。”

4月5日下午，前一天刚刚从病危中抢救过来的邹老师最后一次把合唱团的骨干召集到了床前，让每个人都发了言，于英等几名团员又一次给老师烫了脚。老师头一回主动说：“给我洗洗头吧!”医生认为这样会着凉加重病情，我们就没敢满足老师这最后的愿望，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们终生的遗憾。随后，一辈子从来没说过一声累的邹老师对我们说：“好了，我太累了，想休息了。”这是老师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4月6日凌晨，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邹树君老师让我们感动的，不仅是鞠躬尽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还有他为人处事的高风亮节。他淡泊名利，从不为金钱所动。他自己花钱买了架钢琴，放在团里供大家使用；他出去演出，从来都不收钱，有时主办单位一定要给，他就交到团里作为团费；有一次我们出外演出，主办单位给了1000元钱，邹老师把钱交到团里。我们大家商量，就用这钱买了海参，想送给他补补身体。他知道后，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这样办。最后他自己掏钱买下这些海参事情才算了结。团员们看他这么辛苦，有一次想悄悄给他过一次生日。大家把他从家里骗到了饭店。当他得知实情后，把我们批评一通，又语重心长地说：“吃的再好也就是嘴有感觉。只要你们把歌唱好， 比让我吃什么都高兴。”后来他对我们说：“你们给我过了一个生日，却让我难受了一年。”合唱团虽然有启明酒店冠名赞助，但他从不轻意向人家伸手，他发动大家自搭合唱台，自己设计制作演出服，3年多仅用赞助单位两万多元钱；他关心每一个团员，谁有病有难，他都带大家探视帮助。他坚持主旋律，根据社会的需要，合着时代的节拍，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人民。非典时期，邹老师带领我们唱《爱在天地间趴《我用歌声谢谢您》、《生命永不言败》；党的生日，我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灿烂的阳光下》；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们唱《在太行山下》，唱《游击队之歌》。在他的感召下，启明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充满了正气和亲情。平时大家在一起议论，老师这样高尚，我们决不能给他抹黑。可以告慰他的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合唱团的团员们演唱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有些已经成为社区文艺活动的骨干，有的还在社区成立了合唱团，启明合唱团在他去世以后，依然积极活跃在威海群众文化的舞台上。

我的介绍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