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被人们称为“保定作家群”的创作群体,他们生活在保定并以保定地区社会生活为其创作的基本题材,逐渐形成相近或相似的创作倾向、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并在抗战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引起了社会长期的关注。近日,本报记者就这一现象采访了保定师专中文系教授、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张同俭。

    记者(以下简称“记”):怎样看待保定作家群产生的地域文化及社会历史背景呢?

    张同俭(以下简称“张”):首先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与熏陶是重要原因之一。保定地处太行山麓、华北平原腹地,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一。历史上,保定是重文之地,名人荟萃,战国时有招贤纳士的黄金台,在今天保定的满城、易县、定县、涿州等地还有很多黄金台遗址。这种重视人才、吸纳人才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抗战时期的冀中根据地曾吸纳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入伍。文化人的大量汇集为保定作家群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第二,历史文化传统还表现在保定文人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燕赵风骨”,这也是形成保定作家群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保定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处燕南赵北,深受燕赵文化的影响,因而保定文人自荆轲、高渐离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崇尚正义、嫉恶如仇、豪放侠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特征。韩愈的“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对“燕赵风骨”的肯定和赞誉。这种燕赵风骨不仅成为保定文人代代相传的共同品格,也成为保定作家群形成的共同人格与文格的基础。

    从近代历史看,明清以来,随着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天津逐渐成为北方的军事经济要地,保定做为直隶总督府所在地,由于和京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地位越来越重要。清末洋务运动以来,保定不仅开始创办了近代企业,也创办了不少新式学堂,私立学校更是如雨后春笋,文化气氛大大上升。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不仅使保定成为当时著名的“学生城”,也成为新思想传播最活跃的地方。这里的教职员中聚集了不少受到民主思想影响的新型知识分子,经过他们的教育和熏陶,又有更多的接受民主思想的学生被输送到四面八方。新式教育的发展,新式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为保定作家群的产生奠定了人才基础。保定作家群的两位主帅孙犁和梁斌分别出自保定二师和育德中学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抗战时期,地靠京津的地理优势又使以保定为中心的冀中根据地比其它地方接纳了更多的爱国志士。平津沦陷后,保定成了许多爱国志士杀敌报国的一个理想去处。保定作家群中的作家有不少来自抗战中沦陷的平津地区,如刘流、邢野等。

    记:保定作家群创作的作品中,有许多是写抗战题材的,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张:保定作家群这些作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时代的影响,是英勇悲壮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伟大洗礼。在中国现代史上,保定不仅是河北乃至华北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最先兴起的地方。1922年,这里建立了河北省最早的基层党组织,1930年在保定西部的阜平县建立了华北地区最早的苏维埃政权。这里曾先后爆发过震惊全国的“二师学潮”、“高蠡暴动”、“完县五里岗暴动”等革命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又建立起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运用游击战、地道战、破袭战、麻雀战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斗争形势,狠狠打击侵略者。在这些伟大的斗争中,有许多英勇悲壮的真实故事,涌现出无数出生入死、顶天立地的革命英雄。如狼牙山五壮士等。这些英勇悲壮的伟大斗争,不仅是锻炼培养作家的革命熔炉,也是激励作家拿起笔进行创作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还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丰富、最生动的素材源泉。保定作家群的老一代作家都是亲自参加了这些斗争并以这些斗争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才走上文学道路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就没有保定作家群。

    记:那么,保定作家群是如何在烽火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又是如何从火热的根据地生活中摄取丰富营养的?

    张:保定作家群孕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根据地。除孙犁、梁斌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抗日战争之后才开始创作的。抗战时期的冀中根据地,为了宣传群众和鼓舞士气的需要,军区机关和下属各分区都建有剧社。剧社的成员多是又编又导又演,不少人就是由此走上文学道路的。如梁斌虽然在抗战前就写了反映高蠡暴动的小说《夜之交流》,但他解放前的主要著作如剧本《爸爸我错了》、《七·七》、《五谷丰登》等都是在担任冀中新世纪剧社社长时为了剧社活动的开展而创作的。由剧社活动走上了文学道路的还有担任过翼中火线剧社社长的傅铎。他创作的新歌剧《王秀鸾》从伦理关系的新视角来反映根据地的现实生活,成为继《白毛女》之后又一部引起广泛影响的新歌剧。剧社活动在冀中还由部队发展到地方,在根据地的多数较大的村镇,都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剧社。这些剧社采取自编自演的方式,不仅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宣传了抗日,而且使不少人受到了艺术的启蒙和熏陶。因此,冀中根据地的剧社活动是产生保定作家群的摇篮之一。

    另外一个摇篮是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写作活动。这次广泛的群众性写作活动以根据地1941年5月27日的见闻为素材,发动根据地各行各业的人民将自己在这一天的见闻写出。这场写作活动发动群众广泛,参加写作的人员之多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没有过的,仅从各地送上来的稿件就装了好几马车。40多位编辑足足用了8个月才从中选出200多篇优秀稿件。这部报告文学集虽然由于不久之后日寇发动的“大扫荡”而没有出版,但是,却因此次活动出现和选拔了许多有才能的文学青年。杨沫、李克、徐光耀都是由此开始拿起笔从事文学创作的。孙犁虽然在育德中学读书时就已经发表过一些小说和剧本,但它真正致力于文学创作也是投身抗战之后。根据地的宣传工作和编辑工作不仅使他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促使他在文艺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和探讨。他不仅参加了《冀中一日》的选编工作,而且还根据选编中发现的问题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为群众文艺创作水平的提高,为保定作家群的诞生,浇灌了第一盆甘露。保定作家群初露端倪是在抗战后期,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之后。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以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别致的艺术风格丰富了解放区文学创作,并在整个解放区文坛引起轰动。梁斌《红旗谱》的前身《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等小说也在此时问世。虽然这些作品在数量上还不多,作家人数还少,但由于这些作家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保定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产生了全国范围的影响,对保定作家群的最终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记:保定作家群第一代作家整体风貌是什么样的,他们较之于其他文学流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张:保定作家群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当时转战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陆续进入京、津、保、石等大中城市,且担任了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和平的环境、工作的需要使他们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文学创作。于是曾经转战于保定及周边地区的文艺工作者们在短短几年内便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保定及周围地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小兵张嘎》,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邢野的《平原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孙犁的《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这些作品的问世不仅在整个文坛引起轰动,而且也标志着一个曾经生活和战斗在保定并以反映这一地区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作家群体的正式形成。这时候形成了以梁斌、孙犁、徐光耀、冯志等为主的第一代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现了以苑纪久、张响涛、韩映山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以铁凝、陈冲、邢卓等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

    先是战士,后是作家,先有生活,后有作品,是作家群的一个显著特点。前者主要指第一代作家,后者是三代作家共同的特点。保定作家群的第一代作家都是很早投身革命队伍的战士,梁斌在上高小时,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在保定二师读书时,就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孙犁20多岁便参加了抗日队伍,在平原和山地之间同敌人进行周旋,利用游击战打击敌人。正是因为他们直接参加了斗争,和人民群众一起经受了战争、离乱和生死的考验,他们才写出了不朽的作品。

    因为先是战士,后是作家,所以保定作家群始终关注生活、关注现实,把表现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民群众的命运追求置于首要地位。老一代作家之所以把反映伟大抗日斗争作为创作的基本题材,就是因为他们是队伍中的一员,并与人民群众一起同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这种共同的经历很自然的使他们的创作同时代风云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二、三代作家是在老一代作家的言传身教或他们作品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秉承了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关注人民群众的命运和疾苦的传统。

    此外,注重对带有独特地方色彩的生活韵味的书写、在作品中贯穿燕赵风骨的审美风格也是保定作家群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