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这让为展览的筹备忙碌了近一年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感到十分欣慰。在迎来建馆20周年之际,繁忙的朱成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当提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多本专著,朱成山半是玩笑半是无奈地说:“我是被逼出来的。”担任馆长13年来,朱成山无数次地面对不明真相的观众、特别是日本观众,无数次地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他们讲述历史真相。朱成山说,这种讲述甚至常常演变成激烈的辩论,唯有用翔实的历史细节、准确无误的数字和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才能证明和说服对方。这使得朱成山一步步走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领域,并见证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相关史学研究的发展与壮大。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纪念馆影响之大、学术研究成果之丰厚有目共睹,另一方面,纪念馆展厅面积之小也出人意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朱成山(以下简称“朱”):说到展馆面积之小,还要从这座纪念馆的诞生说起。可以说,日本的教科书事件,是纪念馆建馆的直接起因。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查通过的教科书中,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淡化和抹煞了侵华战争的性质,激起了曾经受到侵华日军严重伤害的南京人民的义愤,市民纷纷给市委市政府写信,要求“把血写的历史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以教育今人和后人。邓小平同志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馆名,予以鼓励和支持。在筹建纪念馆时,之所以选在江东门这样一个不靠山、不傍水的地方,是因为这里是侵华日军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之一。当时江东门这里是规模很大的中央陆军监狱,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曾在这里囚禁了一万多名中国的被俘士兵和平民百姓。12月16日晚,日军把他们驱赶到方圆一华里范围内的小山坡用机枪扫射。一万多名遇难者的尸体被暴尸一个多月之后,才被国际红十字会就地掩埋。1985年挖开这个万人坑时,发现层层叠叠的尸骨共有5层,可见当时掩埋的被害者人数之多。

    在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年8月15日建成开放,是国内第一家抗日战争史纪念馆,至今已建馆20年。最初只打算建成南京市范围内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根本没有设想将对日本开放、对国际开放,而且觉得外宾、尤其是日本人不可能来这里参观,所以建馆时连一个小小的外宾接待室都没有。没想到,开馆的第一天,日本劳动者协会的会长就给纪念馆送来一座镇魂钟。一名日本教师当时正在南京旅游,听说纪念馆开馆的消息,特地为遇难者买了鲜花,一大早就等在门口,成为纪念馆开馆时的第一批观众。这位日本教师参观之后受到很大的震动,回到日本以后他即投身和平反战运动,现在已经是日本一个城市的市议员。纪念馆的开馆教育了一大批日本公民,松冈环、山内小夜子、黑田薰等日本友人更是为维护历史事实、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做了很多工作。

    1995年,纪念馆进行了二期扩建工程,标志碑、“古城的灾难”组合雕塑、“留下历史证人的脚印”铜版路、遇难者名单墙、“万人坑”遗址、新展厅等相继建成。从建馆到现在的20年间,纪念馆的总投资不超过1200万元,展览规模和硬件设施有限,但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国内外政要、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和国内观众纷纷前来参观,2004年起免费开放,仅当年一年的观众就高达114万人次。

    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纪念馆小小的展厅空间已难以承受。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目前纪念馆的扩建工作已顺利展开,计划投资5.4亿元,展厅面积将从现在的1700平方米扩大到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由2500平方米扩大到25000平方米,占地面积由33亩扩大到111亩,到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时正式建成。我们将使新建成的纪念馆跻身国际战争类博物馆的先进行列。

    记:作为国内第一家抗日战争史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抗日战争纪念活动的深入开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朱:继我们纪念馆落成之后,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相继开馆。从1994年开始,我们在每年12月13日举办悼念遇难同胞纪念仪式,并在全城拉响警报。五年之后,沈阳、鞍山等城市也相继在相关纪念日拉响警报。应该说,纪念馆在抗战纪念活动的开展和推广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示范作用。在众多抗战纪念馆的建设中,我们建馆领先、改造领先,在开展纪念活动、海外展览、普查幸存者等工作中也一直率先行动。2001年,纪念馆还邀请中日韩三国100余位专家学者召开“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并发起编撰出版《东亚三国近现代史》读本,在亚洲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记:曾经担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代表中国参与审判日本主要战犯的梅汝■法官,在1960年代曾经发出这样的忧思:“象南京大屠杀这样骇人听闻、轰动全球、被杀人数比广岛和长崎的总和还多的暴行,我们只是在西洋人提姆伯莱的《日军在华暴行纪实》和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里看到了一些零星片段的、不完备的、不全面的记载……根本没有像日本《原子弹灾害白皮书》或鲁塞尔勋爵《纳粹战争罪行录》那样全面、科学、有综合分析的专著。”时隔半个世纪,抗日战争史料研究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纪念馆在抗战史研究、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方面的进展如何?

    朱:长期以来,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文物史料的征集收藏、专史论著的编撰出版等方面几乎是空白。曾经有一段时间,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没有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得以认识,甚至一度还有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根本称不上学术问题。1995年,我们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这是国内第一个南京大屠杀专史研究会。后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会、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会等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和一系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展开,对于人们从人类正义与和平的高度看待这段历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南京大屠杀史料的调查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时我们发动了17400多名大中学生进行调查,对南京市15个区县70岁以上的老人全部普查一遍,最后确认1213位幸存者。在普查的基础上,我们还率先对相关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进行公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公证,这在国内也是首次,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

    我们近几年在资料收集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我们复制了大量东京法庭审判的资料、还到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在美国追访了7位见证人的后代,获得很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我们查阅了当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出版的报纸。我们在丹麦举办展览,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历史见证人。在日本大阪国立图书馆、东京外交档案馆,我们翻阅了当时的日文报纸和许多相关资料……到目前,我们积累的资料有三四万页之多。这些翔实、丰厚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史料基础。我们还通过很多日本友人搜集加害者的资料。在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国内的北京、上海、广西、安徽等省市也不断发现幸存者。去年,我们在檀香山找到一位当年金陵大学的教授,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在安全区内给难民运送粮食。特别令我们难忘的是,我们找到了当时南京红十字会会长约翰·马杰的儿子大卫·马杰,他将父亲在屠杀现场抢拍时使用的摄影机、4盘16毫米摄影带以及1948年国民政府表彰约翰·马杰救助难民的证书都捐赠给纪念馆,其中那4盘录影带的画面还非常清晰。此外,几经辗转,我们还和居住在台湾的当年南京法庭的法官石美瑜的儿子取得联系,将他手中保存的100多份法庭审判文件的手书原件收藏到纪念馆,每件都是一级文物。

    记:纪念馆在揭示历史真相、呼唤人类和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也应该看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还有很多人、特别是外国人士不了解,比如日前在南京举行的一个世界反法西斯题材影视作品国际论坛上,前来参加论坛的外国专家中有一半是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朱:一方面,20世纪后半叶国际上长期的冷战格局,造成了几十年来中国的声音传不到西方,或在西方社会不被重视;另一方面,从国内来说,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更多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反思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的缺憾如今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弥补。近几年,我们先后在美国、丹麦、日本举办展览,扩大海外影响。目前,我们还和法国冈城和平纪念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美国日军侵华浩劫博物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拓宽宣传渠道,让更多的国际人士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记:多年来,很多艺术家以艺术的形式关注这一历史事件,并创作出一批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您对这类艺术作品有何评价和期待?

    朱:艺术家关注这段历史是一件好事,用诗歌、书画、音乐、影视等各种艺术形式反映这段历史也更易于被人们接受。但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应该忠实于史实,不应随意拔高、虚构,特别是重要的细节、重要的史实不能虚构。更何况这段历史本身已经够沉重、够惨烈了,不需要再人为地拔高、夸大。我们期待着艺术家以一种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多下一些气力,为世人创作出更多忠实于历史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