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亡关头，无论是在沦陷区、国统区，还是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无数文艺界战士以诗词为檄文、以歌曲为号角、以小说为武器，拨响了中华民族的最强心声，鼓舞着抗日军民舍身报国，奋勇杀敌。

    陈兰逊，田申，胡杰——当年的３位风华少年，拿起了文艺的投枪，纵身于抗日救亡的激流。

    “１９４１年的一天，我在《扫荡报》上看到了一则招聘信息，说有一个刊物，要招聘助理编辑。于是我写了一个简历寄了过去，不久我就被录取了。这个职位实际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宣传组的组员，主要负责写些电影说明词，为电影在报纸上做宣传。”８４岁的陈兰逊老人在抗战时期当过记者，他对那段往事记忆深刻。

    “那时重庆的电影等文化艺术，基本是被进步势力控制的，对鼓舞抗战士气，起到了很大作用。我记得当时拍了许多进步的抗战片，比如《孤岛天堂》，讲的是上海被占领后，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况。《白云故乡》写的是华侨踊跃地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还有一部很有趣的片子叫《东亚之光》，３个主要演员都是日本战俘。拍这部片子时有一个小插曲。１９４１年春天，国民政府组织日本战俘在重庆市区进行反侵略游行，有几百名日本战俘参加。当时，我们这部电影正好需要这样的情节，就把这个真实的情节收入到电影之中。”

    “我记得，那天，几百名日本战俘都穿着日本军装，拿着枪在街头进行反战游行。很热闹，围观的人很多，人山人海。当时，有关部门围绕给不给日本战俘发枪争论不休，但是为了增加拍摄和宣传的效果，还是决定把没有子弹的枪发给日本战俘。”

    “据我所知，中国电影制片厂曾４次遭到敌机的轰炸。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２日，敌机在厂子附近狂投炸弹，造成厂区到处起火，经过全体同仁的奋力扑救，才把火扑灭。”

    “１９４１年的‘雾期公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所谓雾期，就是从头年秋末到次年春初，在１００多天的时间里，重庆都被浓雾笼罩着。日军飞机在这段时间里暂时停止轰炸，重庆市民的生活也就暂时进入了一个比较平静的时期，因此文艺界宣传抗战救国的演出就有很多。”

    田申，湖南长沙人，田汉之子，抗战时期是《抗战日报》记者，《抗战儿童》周刊编辑，儿童剧团团长。“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８日，我的父亲在长沙创办《抗战日报》。那时我才１５岁，一边当记者，一边负责编辑《抗战儿童》周刊。”回忆起那段在父亲田汉的指导下走上抗日道路的日子，田申老人颇为动情。

    “随着《抗战儿童》周刊在小朋友中间的影响增大，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成立了‘儿童剧团’。从此以后，我们走遍了长沙的大街小巷，演了多部街头剧，在社会中引起了轰动。随着剧团影响扩大，长沙广播电台邀请我们去播音，我们在电台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剧《携起手来吧，中国的孩子们》，反映极好。”

    “当时长沙又陆续成立了几个儿童团体，与我们常有联系。为了进一步推动长沙儿童的抗日浪潮，并为战区难童募捐，我们举行了长沙儿童剧团联合汇演。这是抗战以来长沙儿童的第一次盛大演出活动，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也达到了救济难童的目的。售票款最后结余２５００元，我们全部捐给了当时设在武汉的宋庆龄妇女儿童福利会。”

    今年８３岁的胡杰老人，当年参加了长沙儿童剧团。他回忆说：“那时，我在长沙上初中，受当时抗日气氛感染，参加了儿童剧团。后来一路撤退，从长沙到贵阳，再到桂林，大概是１９３８年底，我们和武汉撤下来的孩子剧团合并，最后撤退到重庆，开始在四川搞抗日宣传。”

    “我们这个剧团全名叫中国少年儿童艺术团体，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都是些１０来岁的小孩，冼星海是我们的老师。在重庆，我们经常能见到周恩来副主任，他常常对我们说，你们要记得一手打日本，一手建立新的国家。他给剧团‘革命、创造、救国’６字的教导，到现在我还不敢忘记。”

    “我们的演出主要对民众和士兵。一次，在川南的一个庙台里给老百姓演一出叫《帮着咱们游击队》的短剧，我演汉奸，还没演完，台底下小石头、小土块就纷纷砸到我身上来，旁边的人赶紧解释，我才没被砸个稀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