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重走太行路”山西采访组在左权采访期间，看到一本左权民间歌曲选集《桃花红杏花白》，其中不少抗战时期的民歌都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皇甫束玉。在左权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记者又发现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给他的二等模范戏剧工作者奖状的照片。经打听得知，皇甫束玉现在不在左权，而在北京。回到北京后，记者几经周折，在沙滩后街一座极为普通的民居里，见到了这位被左权人视为泰斗级人物的87岁老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1937年就投身革命，能否谈谈当时的时代背景？

    皇甫束玉(以下简称“皇甫”)：1937年爆发了“七七事变”，那时我19岁，无法再继续念书。但也就是从那时起到1945年，我一直没离开左权。抗战时期，左权到处洋溢着慷慨悲壮的歌声，农村戏剧活动搞得热火朝天。“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都是当时广为传唱的旋律。左权县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唱上几十支抗日歌曲，有的歌咏队还能唱比较复杂的《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等大合唱。那时，唱歌是老师的基本功、学生的必修课和开会的前奏曲。

    抗战时期，利用民歌小调为抗日和中心工作服务是左权县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抗战以前，左权县流行的民歌小调很多，会唱的、会哼的人也很多。选用群众最为熟悉的民歌小调歌唱抗日内容，有许多方便之处。首先，不必教群众新谱子，只要注明该曲用什么小调，如《绣荷包》、《卖扁食》、《走西口》等调就可以了。开会时一唱，小报上一登，就传唱开了。另外，我们还可以把要宣传的内容编成歌，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时我在左权主要是做一些基层的工作。1939年，我在三民校(“民校”是民族革命两级小学校的简称)工作时，就到十里外八路军卫生部请一位老姜同志来学校教歌。我们还请过作曲家柳流同志来教《红缨枪》之歌。

    记：您自从投身革命后，就对家乡丰富的表现男欢女爱的歌谣与小戏进行了大胆改造，使之服务于我们全民族的抗战，创作了大量的新民歌、新戏剧，能谈谈当时对左权小花戏所进行的改造吗？

    皇甫：我与左权小花戏的关系经历了3个阶段：旁观者、实干家和局外人。我小的时候，民间小花戏唱的就是民歌，主要表现男欢女爱，有的还有不少淫词滥调。但在抗战时期，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小花戏与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面貌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就对原有的一些小花戏进行了改造。后来我们发现，那些经过改编的歌曲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于是，我们就利用左权民歌原有的曲调，再配上新的歌词，使其为抗战服务。

    1943年冬天，我们首先在二民校进行试验，试编试演了《四季生产》、《生产劳动》、《新告状》、《住娘家》等几个节目。在这次改造中，女孩子登上了舞台，改变了过去男扮女装的传统习俗，发挥了女孩子能歌善舞的特长。同时把旧式戏装也改为时装打扮，音乐、道具等都有所改进。太行山区的文艺团体对小花戏和其它民间艺术的改造，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他们也从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中汲取了精华，可谓相得益彰。左权小花戏的改造适应了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抗战胜利后，左权小花戏在新的条件和新的要求下，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如今，我之所以称自己是“局外人”，就是因为我对左权的小花戏更多了一份期盼之情，盼着它不断出现新形式，盼着它不断有新作出现。

    记：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血洒太行，您参与了《左权将军》的创作。能否谈谈当时这首歌曲的创作情况？

    皇甫：我有一点需要说明。很多人都认为《左权将军》这首歌是我编的。其实，《左权将军》是王恕先、闫濂甫和我3人在1942年左权将军牺牲了以后，在同年举行的“九·一八”左权县命名大会前，为了纪念左权将军而编写的，由王恕先执笔。

    当时县领导安排分管民政和教育的闫濂甫组织相关的人员创作《左权将军》。那时，王恕先是教育部的干部，而我是三民校的校长，只要县里有宣传任务，我们都会去参加。这次编歌自然也不例外。当时编这首歌曲主要是为了宣传。《左权将军》的曲谱采用的是当地的一首小调，我们在原有小调的基础上添加新的歌词。后来，这个小调成为了《左权将军》的专用曲谱。因为我们对左权将军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创作时充满了激情。那时，我们很年轻，连军长与参谋长哪个大都不懂，因此编歌时是根据当时的资料来编写的。歌词中的“狼吃”一词在当地是一句难听的骂人的粗话，但当时我和王恕先、闫濂甫3人经过反复商量，决定还是采用这个词，因为“狼吃”最能反映群众对日寇的不满情绪。后来，我在边区编课本时，为了不让孩子们过多地接触这句“粗话”，我们将其更改为“日本鬼子”。同时，我们还把“辽县”改为了“边区”，为的是更好地普及，让《左权将军》能够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传唱。

    记：1945年，你曾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的“太行区模范文教工作者大会二等模范戏剧工作者”奖状，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皇甫：那时我和王恕先经常在一起工作。我们常常是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加班编稿子、编歌曲。第二天一早，就赶紧把新印的小报在会上发行。那时农代会、妇代会、参议会都要持续三四天，我们也就经常熬夜工作。有时，实在是太困了，我们就在卷烟纸上抹上一些风油精，为的是能够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1945年，太行山区开了一次文化教育的群英会——太行区文教模范工作者大会。王恕先和我是戏剧方面的代表，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王恕先在大会戏剧组就左权民歌小调的历史、特点及在抗战中的作用作了系统的发言。我则在发言中重点介绍了左权小花戏的发展历史、艺术特点和改造的过程。最后，我们被评为“模范工作者”。除了接受奖状，我们每人还被授予了一枚银质的奖章。

    记：左权剧团在抗战时期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谈谈当时的左权剧团吧。

    皇甫：左权剧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自从辽县抗日先锋剧团解散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左权县没有专业剧团。从领导上来说，缺少了有力可靠的宣传力量。同时，群众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不仅要看自己的戏，更要看大戏。在这种形势之下，重建一个县剧团势在必行。

    1944年夏，左权县组成了小学教师宣传队，到各区各村，以及敌人的据点附近进行宣传。教师宣传队为建立左权剧团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同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县委书记杨蕴玉和民教科长阎濂甫找我和路云庆谈话，说根据需要，县委决定成立一个专业剧团，为总任务和中心工作服务，定名为“左权剧团”，用晋剧形式演唱。

    左权剧团成立时，县政府给了一些钱、拨了一些地作为开办经费和生产基地，剧团自己也搞生产。但收入都不多，只能解决部分口粮和零星费用，团员口粮一部分还要靠在农村演戏吃派饭。因此左权剧团一直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演出的。我们几乎天天在赶着编戏、排戏、演戏，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一年至少要演100多场。特别是两次豫北参战，白天赶路，黑夜演戏，不少人患疟疾。尽管剧团的物质基础差，团员的生活待遇又很低，但是全体同志都能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团结奋斗，毫无怨言。抗日战争以后，左权剧团又经历了解放战争。1949年4月，左权剧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