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除了抗战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外侮外，广大新闻工作者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报“重走太行路”山西采访组在太原采访时，见到了当年《胜利报》、《新华日报》的老新闻工作者，曾任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江老人。尽管已经88岁，但这位从战争岁月中走来的老报人却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回忆起当年办报的经历，老人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激情岁月，而当提到跟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而牺牲的同行时，老人又不禁潸然泪下。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怎么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

    刘江(以下简称刘)：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的家在农村，但家里算得上是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读书的。我也念过私塾，尽管小学毕业，但古文底子还是比较厚的。在当时大部分都是文盲的情况下，我也算得上一个小知识分子了。我当时的奋斗目标就是想当一个小学教员。在党的领导下，我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村长，并于１９３７年入党。当时有位教育科长王磊跟我非常熟悉，他跟我说，你可以参加文化培训班，今后可以当个小学教员。我一听非常高兴，当时觉得一辈子能当个教书先生还是很满足的。在党的安排下，我参加了文化培训班，开始了文化培训。

    1938年5月，太行地区有了自己的第一张报纸《胜利报》，报头是朱总司令题写的。当时培训班的一个同学告诉我，晋冀地委办了个报纸，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加啊。我一想，办报可以更多地了解抗日情况，也不错。于是，我于1938年9月到了报社。

    记：您在报社主要做什么工作？

    刘：我当时主要是做新闻工作。当记者的时间不短，写的东西也比较多，因为版面有限，不一定每篇文章都能够上报，因此在业余时间也搞点儿文学创作。我们当时办报没有印刷条件，报纸是用笔刻在石印版上的，一天写4块版，我的字就是当时练出来的。我在《胜利报》写石印版写了4年，写的都是标准的楷书。这项工作非常费眼睛，一版三四千字，需要很大的耐心。

    记：当时办公条件是不是非常不好？

    刘：办公条件非常恶劣，我们是典型的“流动办报”，在一个地方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是非常长了，一听到敌人来了，赶紧转移。报纸刚创办时还比较稳定，随着战争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我们流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尤其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我们所担负的责任更加重了，转移也越来越多了。

    当时办报纸的设备可怜极了，就两个石印机。报社的地点也是因陋就简，大部分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使用他们闲置不用的房子，或者是老乡专门给报社腾出的房间。当时要找到一个桌面比较平的桌子非常困难，有4条腿的就非常不错了。找到桌子后，找几张破烂纸，把桌子垫平了就开始工作。1938年至1939年，我们晚上工作点的是煤油灯，但到了1940年以后，由于煤油紧缺，开始点麻油灯。麻油灯灯头非常小，捻子就是几条线，豆大的一点儿光亮，如果点大了，非常费油。当时甭说点灯了，我们日常吃饭也没油吃，我和几个同志曾经偷偷地从灯筒里倒麻油拌小米吃。抗战时期的艰苦不是一般的艰苦，那时候真是度日如年。

    记：通过办报纸，您是不是对日本人的侵略性质认识得更加深刻了？

    刘：日本人简直坏透了！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如果电话线被游击队偷偷割断的话，整个附近村子的人都要遭殃。看见日本人过来，千万不要看他们，如果你看他一眼，就会被抓起来严刑拷打，讯问你是不是八路军。

    记：当时的发行量大吗？

    刘：报社一周出4个对开版，是隔日报。我们写完后由工人来印，工人轮班，机器不休。即便这样，连写带印一天一夜，也就印两千来份。再印多一点儿也可以，但就接不上下一期了，因为就两块石印版。

    我们的报纸都在山沟里印，发行非常不便利，报印出来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老百姓手里。需要把报纸用骆驼驮出山口，再由专门的人分捡、担走，每60里地一个站。当时的报纸从时效上来说就是今天的杂志。新中国的邮电就是从报纸的流通开始的，报纸的发行网就是后来的邮政网。1941年，我们在报社发行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交通局，其实就是邮局。《胜利报》拿扁担建立的邮政网，送报纸带发信，邮发合一。报纸发行是依靠党的关系，依靠群众团体，先从县城，再到乡村。

    记：石印版好找吗？

    刘：随着报纸不断发展，我们增加到４块石印版，但被新成立的冀南银行要走印钞票去了。虽然石印版被拿走了，我们还是非常理解的，因为当时经济非常困难，需要发展经济。没有石印版，我们报纸出不成了，就改成油印，拿铁笔在蜡纸上刻。一次能印几百张，但效果很不好。但即便是这样，群众也要看。刻了几个月后，有的人说，这个石头能不能自己造？后来我找了个青石板，把它磨光了，一试，能行。大家非常高兴，又可以刻石印版了。但青石还是太硬，并不太合适。

    后来我们又找到一块石头，因为用得久了，磨得很薄，别人不要了。我们把它当成了宝贝，派人到冀南银行把技师李智请了回来，这样又开始了印刷。当时是1940年4月，大家当时兴奋极了，专门开了个庆祝会，跟过节一样。当年7月，我们的报纸改成了《晋冀豫日报》。

    记：《胜利报》办到1941年为什么停办了？

    刘：《胜利报》主要在太行一带发行，当时《新华日报》主要也是在太行一带发行。《新华日报》人手比较缺，《胜利报》的同志便到了《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铅印报，一下子把大家从刻字中解脱了出来。我开始当起了校对，但我对新闻报道仍然感兴趣。我外出时非常有心，对日本人抢了几头牛、抓了多少人等情况非常感兴趣，回来后就写几个消息。看《新华日报》的记者咋写，自己就学着写。这样，我的名字在内部被大家所熟悉了。后来，组织上就把我从校对科调出来当记者，之后我又当了编辑。

    记：当时的报纸主要报道什么样的内容？

    刘：无论是《胜利报》还是《新华日报》，主要就是一个内容——抗日，除了自己记者写的稿子外，还有国际新闻，有路透社、共同社、美联社等大社的稿子。就《胜利报》来说，报纸的要闻版就是战斗版，反映战斗情况。第二版是群众版，报道地方建设、政权建设、民兵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第三版开始曾经办过副刊，写一些短篇小说，后来变成了文化版，经常刊登一些记者写的通讯，文章非常短小精悍。

    记：当时你们有没有跟日本人发生过正面冲突？您自己有没有正式跟日本人打过仗？

    刘：1942年在十字岭突围战中，《新华日报》牺牲、失踪的人员达40余人，《新华日报》社长何云也光荣牺牲。这次战争中牺牲的都是报社的骨干。但我们没有被敌人的淫威吓倒，而是掩埋了同志，擦干了血迹，继续战斗。由于人手紧缺，我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

    我是报社的战斗队队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负责掩护大家，组织突围。每次战斗，我都打前锋，打前锋的都是报社里最勇敢的人。我打仗从来不怕死，在几次反扫荡中都受到了表扬。1940年，报社改选支部，我是当然的支部委员，不参加选举，因为大家觉得我在战场上的表现就说明了一切。

    记：听说您为纪念当年那段历史做了不少工作？

    刘：我和一些同志成立了太行新闻学会，把在北京、太原两地工作的当年《胜利报》、《新华日报》的同志都招集进来，还在麻田立了太行新闻纪念碑。我还编写了《太行新闻史编》，筹拍了纪录片《太行报坛壮歌》。我所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到北京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就仿佛看到当年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更多的是无名英雄。我们要铭记那段历史，铭记英雄们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做的大无畏的牺牲，铭记八路军与太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起的一座不朽的太行丰碑，它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