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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妈妈是妇救会主任,哥哥是抗日先锋队队长
记者:1940年您才12岁,但那时您已经是区儿童团团长了。这让人吃惊。
顾棣:我的家乡河北阜平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核心地区,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建立过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到达阜平,各种抗日组织纷纷建立。最先成立的是总动员委员会。紧接着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农救会)、青年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妇救会)、文化抗日救国会(文救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工救会)等各种各样的组织。很快,儿童团也成立起来。当时我爸爸是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妈妈是妇救会主任,我哥哥是青救会下属组织抗日先锋队队长。我很快就加入了儿童团,一方面是因为我父母、哥哥都动员我参加儿童团,另一方面当时也要求7岁到15岁的儿童都参加儿童团。16岁到25岁的可以加入青年抗日救国会,其中的骨干可以加入抗日先锋队。
记者:儿童团的孩子们主要做什么?
顾棣:我进入儿童团就当了第一小队小队长。儿童团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传递信件、慰劳伤员,帮助抗日军人家属做饭、抬水等。最开始站岗放哨是大人,但大人还得劳动,从1938年开始儿童团承担这个任务。
记者:那么小的年龄,您不害怕吗?
顾棣:不害怕。那时大家很明确,不抗日就要亡国,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我当时特别活跃,学会了好多抗日救亡歌曲,也教大家唱。我还在阜平一区青年儿童代表会上发言,表示儿童团员应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唱革命歌曲。1938年冬天,我就当上了阜平一区儿童团长。但由于我才9岁,一区又有23个村,组织上就专门派了个专职儿童团长来。1940年2月份左右,县青救会正式通知我为阜平一区儿童团长。
记者:您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顾棣:第一个任务是筹办儿童节纪念会,进行政治测验、军事比赛和歌唱比赛。政治测验主要是时事,军事比赛包括队列、儿童团军棍表演。有的儿童团还做了木头枪,有的找来八路军军帽。
当时阜平县青救会在石佛堂主办了露营,把青救会、抗先队、儿童团的代表100多人集中起来学政治,讲党的道理、八路军的道理。另外就是投弹、进攻等军事训练。原定时间一个月,但粮食不够,半个月就结业。这次活动提高了我的能力,认识了很多人,懂得了很多的革命道理,觉得领导一个区的儿童团有了办法。
记者:平时儿童团怎么进行抗日宣传?
顾棣:当时敌人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阜平。我们就到村子里宣传,要坚决抗日,不能泄露八路军的情况、粮食的情况。这时八路军六团和二团在东庄战斗中消灭了敌人两百人。我们和妇救会组织慰劳伤员,在路边烧开水,在开水里放点红枣,还给伤员包扎伤口。后来敌人占领了县城。我们转移到一个很小的村子里。敌人来搜山,目标是军区机关。敌人在山上,我们在山沟下跑,我们都能看见敌人。我们撤到一个山上,看到到处冒烟,说明敌人在杀人放火。
记者:当时的文化知识够用吗?
顾棣:当然不够。1941年1月,组织上派我到位于平山的华北联大群工部学习。这个部专门训练地方干部,我在这里学习历史、音乐、戏剧、自然、社会发展简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共党史等课程。到了8月,敌人疯狂蚕食,本来一年的学习提前半年结束。我回到家乡,到三区儿童团当团长。当时敌人搞细菌战,我们坚持工作了两个月,因此受到奖励,每人给了七块钱买衣服。
记者:日子也越来越艰苦了。
顾棣:1942年已经非常艰苦,养不起这么多干部。开始是儿童团压缩,后来各种组织压缩成抗日联合会,儿童团撤销。于是就接着上学。一边上学,一边当新建立的童子军大队长。我会唱歌,也会十来种乐器,很想在这方面发展。再加上当时的抗战剧社、国难剧社等就在我们村附近,我经常看他们演出,对戏剧、舞蹈很感兴趣。
沙飞说,相机和枪一样都是武器,战士用枪打仗,摄影记者用相机打仗
记者:您与著名摄影家沙飞的结缘似乎改变了您的这个志向。
顾棣:我和沙飞认识十分偶然。当时我家所在的凹里村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驻地。1943年盛夏的一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骑着大红马的八路军干部。他腰里挎着小手枪,肩上挂着一个小方匣。他正好到参议会办事,我们就攀谈起来。
记者:你们都聊些什么?
顾棣:沙飞询问了我的学习和家庭情况,又和我聊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当时日寇经常扫荡,他就问我老百姓生活苦不苦、怕不怕,对抗战有没有信心。我虽然年纪小,但由于我做了几年儿童团工作,也经过学习,回答起来头头是道。
记者:沙飞是不是很吃惊?
顾棣:他有些意外,可能没想到一个小孩能回答得这么好。他高兴地把我揽在怀里,摸着我的头说,原来你当过“大团长”啊,还是个儿童“小领袖”。他接着问我长大后干什么。我说我一想当八路军上前线打鬼子,二想参加剧团,唱歌、跳舞、演戏、学拉提琴搞宣传。他问我会不会演戏,我说不会,但会唱歌、跳舞、扭秧歌,会吹口琴、笛子、拉胡琴。
记者:沙飞是不是很高兴?
顾棣:是啊,他说爱好这么多,太好了,长大了不要干别的,跟着我学摄影吧。
记者:您当时知道什么是摄影吗?
顾棣:不知道。我第一次听到摄影这个词,还以为是“社音”,以为是一种乐器或者兵器。于是沙飞就给我讲什么是摄影。他把肩上挂着的小方匣取下来问我是什么,我以为是望远镜,他听了哈哈大笑,告诉我这是相机,并告诉我相机的结构和原理。他尤其讲到,相机和枪一样,都是武器,战士用枪打仗,摄影记者用照相机打仗,把各种战斗场面拍成照片进行展览。摄影与唱歌、演戏一样都是重要的宣传工作。他还说,你现在还小,等长大一些,就教你学摄影。
记者:那您当时知道他是谁吗?
顾棣:不知道,也没敢问他。第二天放学回家,母亲告诉我他到家来了,说第二年要带我去当兵,教我学摄影。他还向妈妈了解了我的情况,并告诉妈妈说他是晋察冀画报社的沙飞,也是边区的参议员。
记者:这之后什么时候开始跟沙飞接触?
顾棣:之后我经历了日本人的秋季大扫荡,积极参加村业余剧团的活动,光荣加入了共产党(15岁)。1944年7月,组织上保送我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深造。直到9月,我突然收到军区政治部来函,原来军区政治部要开办摄影训练班,沙飞委托军区宣传部的高天辉找我。我赶紧去找高天辉,他说,当前急需摄影干部,我如果到摄影培训班,就算正式参军,毕业就分配到战斗部队当摄影员。我马上表示愿意。
记者:那您家人的态度怎么样?
顾棣:大家都十分高兴。第二天是中秋节,母亲特地做了我最爱吃的羊肉、豆角、豆腐、粉条杂烩菜,为我饯行。9月17日,我来到了晋察冀画报社。
记者:这一天对您是不是很特别?
顾棣:这一天我永远难忘,这一天沙飞把我引上了摄影之路。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战士,今后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一个优秀的摄影工作者。就在这时,石少华走了进来,他身材魁伟高大,说话却很柔和,给我留下了可亲可敬的印象。
记者:您当时主要学什么?
顾棣:领导先让我学暗房,同时也照相。当时画报社牺牲了很多人,缺少印刷、制版工人,由于我是本地人,沙飞、石少华就给了我一个任务,动员一些人来画报社。我圆满完成任务,动员了12个新兵。
后来晋察冀边区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群英会,展览抗战成绩和生产成果。画报社参加了群英会,既负责报道,也展览照片和有关设备。沙飞把我带到群英会,手把手地教我摄影。从群英会回来,沙飞就把我要到了画报社。当时培训班即将毕业,每个学员要带一套抗战的照片到部队巡回展览,一套照片三四十张,20多个学员,就得七八百张,我就在暗房放这些照片。另外还有一个任务,当时有一个美军观察组回国,领导让我们把晋察冀画报的精华照片洗了500张给他们。第二期培训班我就当了暗室辅导员了。
记者:当时暗房的条件怎么样?
顾棣:非常简陋,面积才9平方米,我们三个人白天工作,晚上就在这里睡觉。设备也很简单,药水是进口的,比较高档,但很缺乏。山区山非常高,太阳一下子出不来,出来后很快又下山,没有测光表,全凭经验曝光,但废品很少。
宁愿被炸死也不能让底片受损失
记者:《晋察冀画报》的底片为什么那么完整?
顾棣:《晋察冀画报》创刊于1942年7月。自创刊之日起,沙飞就建立了制度,各个部队来的图片必须同时附上底片,由画报社统一管理。这使得晋察冀边区的底片非常完整。另一方面,沙飞留资料的意识很强,有关活动他基本上都会安排人拍照片留底片。其实在画报创刊之前,以沙飞为代表的摄影工作者就已经非常重视底片的保护工作,1939年2月就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摄影科,实际上是成立《晋察冀画报》的筹备组织。而其他根据地就没有集中保存底片的制度,从而使他们的底片几乎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这就使晋察冀画报社的底片价值更加重大。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晋察冀画报社保存的底片有两万多张。
记者:沙飞对底片的重视体现在什么地方?
顾棣:他提出“人在底片在,人和底片共存亡”。当时日军经常大扫荡,摄影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的底片由几个同志分散携带,行军转移,吃饭睡觉,从不离开身边。沙飞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底片。1941年反扫荡,沙飞和三个同志一起借着黑夜的掩护冲进涞源一个枪声不断的村庄,抢回了紧急突围中丢失的底片。1943年12月9日,晋察冀画报社在阜平柏崖村遭到日寇突袭,沙飞和他的通讯员赵银德每人背着两皮包底片,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突出重围,把大部分底片抢救了出来。但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沙飞等四位同志负了重伤,掩护他们突围的9位同志壮烈牺牲。
记者:抗战结束后,这些底片是不是就安全了?
顾棣:情况不是这样,因为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部队又开始进攻。1945年8月,晋察冀画报社到了张家口,接收了日本的印刷厂和器材,成立了编辑科、摄影科、材料科、秘书科,已经有了一百多人。我到了摄影科,也出去采访,但主要是搞通联。当时张家口是个大城市,各地的摄影记者都来了,得有人接待,另外各地需要照片展览,我就组织照片给他们。到了1946年6月,编辑科撤销,变成编辑组,摄影科一分为二,一部分到了采访组,一部分到了资料组。沙飞这时候意识到,底片越来越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底片是命根子,如果失去了,画报社就没法维持。他下决心要把八年抗战的底片整理出来。
记者:这时候您参与这个工作了吗?
顾棣:参加了。最开始是资料组长赵启贤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后来沙飞委托来张家口养病的原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摄影组组长、后任《晋冀子弟兵报》副主编的老摄影家叶曼之负责主持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把三万多张底片在三个月内全部整理完毕。我记得一共有6个人参加了这项工作。
记者:面对这么多的底片,你们怎么开展工作?
顾棣:当时底片彻底搞乱了,标题说明和原来装底片的纸袋被当作废纸烧掉了。在选稿的时候为了赶时间,把所有的底片都从原套中抽出乱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每人分一大堆,自己认为好的放一边。每人每天平均选稿两千张,三万多张底片三四天的时间就选完了。但选掉的底片达三分之二以上,留下来的不到6000张。而我在重新检查时,发现选下来的很多是曾在画报上发表的重要材料。另外,选稿时对底片本身也造成了很严重的损伤。就在这时,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开始轰炸张家口,晋察冀画报社撤到了张家口郊区。资料组只剩下了我和赵启贤两个人。
记者:沙飞肯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顾棣:这个时候沙飞觉得必须有一个可靠的人来做底片工作。抗战年代留下来的底片,十分不容易,现在抗战胜利了,如果底片没保护好,怎么对得起为了这些珍贵资料而牺牲、而拼搏的同志?1946年7月,沙飞就我叫去,说现在把底片交给你,哪怕你什么工作都不干,一定要把底片保护好。只要你不死,底片就不能丢。他给我下了死命令,当时我才17岁。
记者:您接受了吗?
顾棣:我其实想到前方去摄影,让我在后方保存底片,觉得想不通,很委屈。但我是党员,沙飞又是我的老师和领导,虽然不是太高兴,但我无条件服从。当时我对怎么保护底片的知识知道得很少。那时的底片和现在的不一样,是赛璐璐片基,一见光就爆炸了。但我要求自己一是不能丢掉底片,二是不能损坏底片。我开始重新整理,先按军事、政治、生产等类别分开。在这个过程中,对资料也熟悉了。不久傅作义进攻,画报社赶紧撤退。为了保护好底片,决定做铁盒。我冒着轰炸步行到城里,做了8个铁盒,把两万多张底片都装进去了。装完后还得焊接,我又和另一个同志背着8个铁盒到城里焊接,完了又背回来。后来发现铁盒子不好拿,又做了八个木箱套在外面。
记者:这么多箱子转移起来是不是很不方便?
顾棣:确实不方便。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负责这8个箱子。走到宣化的一个村子里,跟土匪交上了火。再加上当时飞机轰炸很厉害,沙飞觉得走大路不安全,决定走小路,我和潘力模、曹兴华一起,雇了牲口,配了驳壳枪、步枪和手枪,通过四十里峪到了涞源,之后到了阜平。我始终保护底片,不离开一步。
记者:到了阜平情况是不是就好多了?
顾棣:这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1946年冬,晋察冀画报社到了阜平花沟掌村,我们住在老乡家。一天老乡做饭时把柴加好后出去串门,结果引燃了锅台边的柴火,火借风势,把整个房子点着了。全部的底片和画报眼看就要被毁,我和方弘、吴群、潘力模等不顾一切地冲进去抢救资料,虽然画报烧了一些,但底片安然无恙。这让沙飞对底片的保护工作更重视。
记者:后来晋察冀画报社分为前线组和后方组,您本来就想上前线,这时是否对底片工作有点动摇?
顾棣:当时有人劝我,这可是个机会。我就决心到前线,作了充分准备。但最后宣布名单却没我,我着急了,跟沙飞说我一定要去。沙飞说这是战斗需要。我说不行,非去不可。从来不跟我发脾气的沙飞生气了,他说,你在后方的工作比在前方还重要,底片丢了你负得起责吗?我一看不行,就不敢再提了。
记者:是不是就安心地整理底片了?
顾棣:我开始洗照片。1947年6月,赵启贤回来,我们就一起整理。这时原晋察冀画报社编辑科科长章文龙起了关键性作用,专门为整理八年抗战的底片制定了目录,分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等大类,每个大类下分几个小类,把抗日战争的整个情况基本上都概括进来了。比如军事,下面就又分了正规军、野战军、民兵、战役战斗、部队生活、部队卫生等小类。后来对大类和小类又进行了编号。这个分类方法推广开来,很多单位都采用这个办法。但是当时由于时间紧张,有点急于求成,就随机分类,很多照片被打乱时间联系不上,造成同一个主题的照片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段。后来解放战争的图片又来了,和抗日战争用同一个目录,就更乱了。但这时,我对底片工作已经很有兴趣了。
记者:这之后底片还遇到过什么危险吗?
顾棣:1948年6月,国民党12架飞机空袭位于平山孟岭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我们与司令部有几百公尺的距离。我当时就想起了沙飞的话,只要死不了,就要保护好底片。我和刘克己、李文芳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底片放到了预先挖好的地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一条,宁愿被炸死也不能让底片受损失。结果底片安然无恙。沙飞、石少华表扬了我们。
之后我们到了平山西柏坡,听说国民党部队偷袭党中央,我们趁着晚上把底片放到抗战时期反扫荡用的山洞里,然后把洞口封起来。结果敌人没能到达西柏坡,虚惊一场。
上午拍摄下午就可能回不来,抗战期间的摄影工作者从不考虑名利,因此作品才那么生动而真实
记者:从西柏坡进入北平,这些历尽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底片终于可以安放下来了吧?
顾棣:是的。但由于刚刚解放,情况复杂,我们也采取了十分严格的措施,防盗、防火、防丢失。如建立值班制度和专管制度,所有底片一个人经手,任何人不能接触。建立登记制度,借用过程清清楚楚。同时规定处理底片必须戴手套,必须用镊子夹取,底片剪成圆角,避免划破蜡纸口袋。后来在领导的关心下,我到王府井买了保险柜,防火防盗,就不用值班了。后来解放军画报社盖楼,专门设了个保险库,只有资料员和我能进。
记者:这时是不是开始大规模的整理?
顾棣:这时条件好多了。我们改进了保管底片的工具和方法。原先用粗报纸做成的底片袋改成半透明蜡纸口袋;原先用杨柳木做成的底片保管箱改成喷漆铁皮箱。还把零散的底片口袋改成了成本的底片册。为了延长底片的使用寿命,把经常使用的重要底片都翻了一两份复制版,一般情况下都用复制版。同时,我们对所有底片进行了严格检查,把一些因以往冲洗不好、保管不善而开始脏污了的底片全部漂洗干净。
记者:这些底片涉及的范围有多大?
顾棣:它们主要表现八路军如何打击敌人、生产斗争、经济建设、建立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等各个方面。除了沙飞的重视和晋察冀画报社集中保存底片的制度外,这跟沙飞、石少华的摄影水平高有很大关系,也跟他们培养了大批摄影干部有关系。石少华先后办了10多期摄影干部培训班,培养了几百人。晋察冀画报社也培养了很多人才。抗战末期,晋察冀画报社的同志又到各地创办了很多画报,带动了整个摄影事业。
记者:您什么时候与这些底片告别的?
顾棣:1958年9月,我转业到山西。这些抗战时期的珍贵底片,一直存放在解放军画报社。
记者: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回头看,这些历经磨难保存下来的底片对您意味着什么?
顾棣:它们的意义十分重大,我在保护它们的过程中贡献了一份力量,觉得很欣慰。但我想最大的意义不在我个人,而在于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无比珍贵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摄影工作者真的是用照相机打敌人,记录历史,他们上午出去拍摄,下午就可能回不来,而且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名利,因此他们的作品那么生动而真实。不像现在,有的人为了拍一个照片,不惜调动千军万马。过去是为工农兵服务,现在有的人就是让工农兵为自己服务。这些人的作品从技术上讲可能比当时好,但从内涵、意义来说远远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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