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摄影工作者很少,再加上战时的随时转移,因此,当时拍下来的照片到了今天已经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存留下来的关于白洋淀雁翎队为数不多的几组照片中,有几张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著名摄影家袁克忠拍摄的。如今,他已经84岁了,但还是在不懈地坚持工作,目前,他正在编辑一本画册。

    说起在冀中根据地的战斗生活,袁克忠老人的精神一下子提了起来。他说,1938年1月他参加八路军当了一名战士,7月份又去了兵工厂当工人。两年后,考入了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的随营学校进行学习,在那里经过严格的训练,被提升为排长。此前,他一直是一个普通战士,没有接触过摄影。到了1940年10月,他和孟振江、刘士珍、李清怀、褚龙江五人被派往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训练队学习新闻摄影。但是通过敌人的封锁到达军区所在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他们5个人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押送两名日军战俘。袁克忠说,在前往军区途中,突然遇到日军“大扫荡”。敌人兵力很强,我们又没有武器,于是只有依靠地下党和民兵,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反“扫荡”,我们在12月带着两名日军战俘到了冀中军区。这时,摄影训练队已经开课一个多月了,我们只好参加了第二期的学习。

    参加摄影训练队的学习是袁克忠从一个普通战士走上革命摄影道路的转折点。在那里,他学会了《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队歌,学习了摄影常识、新闻摄影、暗房技术、照片着色等摄影课。当时,著名摄影家石少华是冀中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并担任训练队队长兼教员。训练队还请来火线剧社社长凌子风及刘文华讲美术和光学课。第二期摄影训练队于1940年底开课,1941年3月结业。之后,袁克忠等5人回到了第八军分区。

    1941年5月,第八军分区摄影组正式成立,由从摄影训练队回来的5个人组成。袁克忠说,那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很想把摄影工作干好。起初,我们仅有一台日式F4.5照相机和几个日本胶卷。尽管是摄影新兵,文化程度不高,又缺少实际锻炼,但我们不怕闹笑话,不怕失败,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工作,还是把第八军分区的摄影工作逐渐开展了起来。那时,全摄影组做到每天晚上召开一次5分钟的评奖会,及时表彰好人好事,鼓舞士气,认真查找失败原因,吸取经验教训。就这样,我们在实践中增长了智慧和才干,摄影技术也逐渐成熟起来。上级领导也非常关心我们的摄影工作,从天津为我们买来两台相机和一些胶卷、相纸、药品。我们拍出来的新闻照片从此有了制作展出的条件。1942年,孟振江拍的《拆毁河间北王庄敌军碉堡》等放大照片送交军区摄影科后,受到领导好评。

    说起雁翎队,袁克忠说,1943年,我到了第九军分区政治部担任宣传科摄影组组长。白洋淀是我们军分区的游击根据地,我经常到白洋淀深入生活。雁翎队熟悉地形,对敌作战方式灵活,根据敌情采取既集中又分散的战术,使敌人吃尽了苦头。我拍摄过他们开会、在白洋淀里行进的珍贵镜头。其中,最珍贵的镜头是雁翎队打“包运船”获胜后的场景。1943年秋天,我一个人来到了白洋淀找寻雁翎队,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循着枪炮声找到了雁翎队,原来他们在阻击为太行山日军运送给养的“包运船”。在打“包运船”的战斗结束后,我找到了他们,拍下了他们战胜后的场景,把这个历史瞬间记录了下来。

    袁克忠说,我是一个摄影工作者,也是一个战士,我的主要任务还是参加战斗。在每次战斗时或战斗结束后,我都要抓紧拍两三张照片。在冀中根据地的时候,袁克忠拍摄了很多照片。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许多照片底片都丢失了,提起那些底片,老人无限惋惜。袁克忠说,1942年,“五一大扫荡”期间,很多底片带不走,他就用油纸把底片包装起来埋在了地下,本以为十多天“扫荡”就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有那么长的时间。等了好几个月后,回来一看,底片早已不能用了。还有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我们进入了反攻阶段,于是,拍的照片也多了起来,但是可惜我们放照片的房子着火了,底片也被烧毁了。还有一次,我带了20多张底片去了太行山,由于打仗,因为不方便随身携带,就把底片放在了老乡家,后来也没有回去,也联系不上,底片也就遗失了。要是那些图片资料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其中一些就可以作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行的有力见证。袁克忠郑重说道:“那段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