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各种艺术形式控诉日军暴行,激励中华儿女奋力抗争,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诸多艺术门类中,木刻以其生动、写实的艺术风格成为抗战宣传的重要力量。一大批木刻家用刻刀和木板作武器,加入到抗战的伟大斗争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对著名版画家王琦进行了采访。
武汉“老三厅”:“白色”中的“红色”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1934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1937年毕业后进入了第三厅工作,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王琦(以下简称“王”):第三厅由郭沫若领导,全称叫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它下面的第六处是艺术处,艺术处下面有戏剧科、电影科、美术科。三厅的主要任务就是文化宣传,所以又叫“文化宣传厅”。那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派出一些干部到国民政府机关任职。周恩来同志出任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他的工作就是负责三厅。
记:三厅在当时的抗战宣传中地位很重要。
王:三厅是当时抗战宣传的文化中心。主要的宣传形式有戏剧、音乐、美术等等。
记:三厅由哪些人组成?
王:三厅的人员组成很复杂。除了极个别被安插进来的特务外,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小部分是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可以算是白色地区中的一块红色地区。
记:当时三厅除了您之外,还有哪些艺术家?
王:那很多了。当时,田汉出任艺术处处长,洪深是戏剧科科长,美术科原先想请徐悲鸿出任科长,但他婉言谢绝,于是就请我的老师代理美术科长;此外,还汇集了杭州艺专、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院校的艺术人才,老师和学生都来了,像我这样的属于学生,刚刚毕业出来的。
记:您在三厅工作了多长时间?
王:四个月。
记:在这四个月当中,三厅组织了哪些宣传工作?
王:当时我们在武汉三镇搞了一个抗战宣传周活动,活动内容很丰富,有戏剧演出、歌咏活动,还有游行队伍的绘画。当时我们画了一些大布画,挂在武汉街头;还画了很多小宣传画,贴在木板上,游行时由人抬着向群众展示。
记:当时反响应该很强烈。
王:当时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百姓反映很热烈。宣传周场面很宏大。活动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到了晚上,人们都集中在黄鹤楼周围。聚光灯的光柱都集中在黄鹤楼上。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同志向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整个武汉三镇简直都沸腾起来了。
记:国民党当时有没有阻止?
王:没有。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还不敢公开反共。它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在1939年。那时,蒋介石威胁每一个在三厅工作的人都要加入国民党。郭沫若针锋相对,提出,想跟着我走的,就在横幅上签名,结果大部分人都跟着郭老走了。后来,蒋介石另派人出任三厅厅长,接管了三厅。所以1939年年底以前的三厅叫做“老三厅”,以后的三厅叫做“新三厅”,两者性质截然不同。“老三厅”解散后,郭老那些人就没有去处了。那时国民党政治部部长是张治中,他对共产党很好,从来不和八路军打仗。他向蒋介石建议,在政治部的三个厅以外再成立一个部门,把这些艺术家都集中起来。蒋介石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成立全国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老当主任,当时跟郭老走的那批人都进入这个委员会。到1944年的时候,日本人逼近重庆,郭老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废除一党专制,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蒋介石很恼火,在1945年把“文委会”解散了。
记:您是在“老三厅”被解散后,就有了去延安的打算?
王:老三厅是1939年底被解散的。我早在八月份就去了延安。
延安鲁艺:美术系其实就是木刻系
记:当时怎么会想到去延安呢。
王:(笑)一股革命热情嘛!三厅不能满足我们的革命要求,所以就跑到延安去了。
记:之前有没有人向您介绍过延安的情况?
王:当时已经有一些同学去延安了。我动身前,正好遇见了一位上海的老同学从延安回到武汉。他说,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很需要美术方面的人才,就动员我去。当时,八路军在武汉设有办事处,接待去延安的青年人,为他们开介绍信。我的同学与办事处的一个同志认识,就把我介绍给他,由他推荐我去延安。我们先坐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等待去延安的军车。当时军车有限,没等到军车就只能步行。很多人都是步行去延安。我已经准备步行了,这时正好遇见一个运输车队去延安,于是,就搭卡车于1938年8月21日到达延安,进入鲁艺第二期学习。
记:您能介绍一下当时鲁艺的情况吗?
王:鲁艺有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几个系。学习班为期四个月。第一期准备不太充分,所以人不多,只有三十几个人。第二期是人数最多的一期,有一百多人。我就在第二期学习,从八月到十二月。
记:当时都学习哪些课程?
王:主要学习画素描。
记:有没有开展其他的课程,比如油画、国画等等?
王:当时绘画材料很缺乏,所以像油画、国画这样的门类开展不起来,基本上就是画素描。没有石膏模型,我们就请老乡当模特。此外,每逢重大节日,比如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抗战周年纪念日等,我们也会配合画一些宣传画,做一些街头的壁报。
记:除了学习绘画外,还有其他的课程吗?
王:还要参加政治学习,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叫作徐以新,当时只有16岁,还是个孩子。
记:您在延安时能见到党的领导人吗?
王:开群众大会时能见到。另外,学校请贺龙做过一次报告,主要讲八路军的抗战事迹。周扬当时是鲁艺的副院长,也来做过一回报告。陈云那时候任组织部部长,有时会来学校做大报告。
记:您在延安开始木刻创作,是否与其他艺术门类材料匮乏有一定的关系?
王:当时画油画、国画的材料匮乏,延安如此,国统区也一样,很多过去搞油画、国画的人转而学习木刻。所以木刻在抗战时期发展很迅速。当时鲁艺的美术系其实就是木刻系。木刻还可以作为印刷报纸的底版。那个时候印报纸,就是先用木刻刻出原版,然后直接拿到印刷机上印刷;所以那个时候的木刻版都很小,只有巴掌大小。敌后的木刻版就更小了。
记:当时木刻作品都发表在什么地方?
王:主要发表在报纸、刊物上。报纸包括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发表过一些。还有一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如《新蜀报》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刊物。
记:当时还有一份《战斗青年》杂志,您还为他们做过封面。
王:《战斗青年》是当时中共南方局主办的一份杂志。我为他们做过五六期封面。周恩来同志当时兼任南方局的书记,杂志每次出版前都要交给他审阅。
记:周恩来同志对您的木刻作品有何评价?
王:他很欣赏我的版画。那时,我正在中学教书。有一次,《战斗青年》的主编找到我,说周恩来同志看到我的作品了,对他们说,这样一个好的版画家,应该给我们的报纸、杂志多提供一些作品嘛。从那以后,《新华日报》和一些其他的报纸经常发表我的作品。周恩来同志对木刻非常关心。他经常来往于延安和重庆之间,把延安的版画带到重庆展览。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建议,也可以通过联络员向他反映。
记:当时的木刻发展迅速,是不是和它自身的特点有关?因为当时很多百姓都不识字,只能看懂画。
王:对。当时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木刻作品通俗易懂,所反映的内容一目了然,所以宣传效果很好。
记:当时除了木刻以外,还有哪些艺术门类比较活跃?
王:还有漫画。当时桂林有一份刊物很特别。刊物的一面是《工作与学习》专栏,主要刊登些杂文、小品文;另一面就是《漫画与木刻》,刊登漫画和木刻作品。在重庆时,漫画与木刻几乎成了一家。漫画家也把自己的作品刻成版画,有时我们帮他们刻。当时木刻与漫画都有各自的协会:中华全国木刻家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这两个协会跟“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唱对台戏。
记:为什么要和它唱对台戏?
王:在武汉时,各种全国性的文艺团体就成立了抗敌协会。首先成立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接着是戏剧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后来又成立了美术界抗敌协会,由国民党掌握,排斥木刻。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去参加了。当时协会包括雕塑、篆刻、油画、国画等艺术门类,惟独没有木刻。力群站起来就说,我抗议,木刻在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什么没有木刻。一席话把主席台上的人问得很尴尬。他们没办法,看了半天,只好把我们归到篆刻里面去了,引得台下的人哄堂大笑。从那以后,木刻艺术家发现,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没过多久,中华全国木刻家抗敌协会就成立了。后来,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也成立了。到1939年的时候,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美术会”,不再抗日。“木协”、“漫协”实际上把抗战宣传旗帜真正扛起来了。
记:听说当时就艺术和抗战之间的关系,美术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甚至发生过争论。
王:抗战时期,整个社会都在争论艺术是否应为抗战服务。争论一直贯穿抗战始终。有一部分人认为艺术与抗战无关,提倡纯艺术,于是就跑到国外,躲避抗战。另一部分人成为了国民党的御用画家,搞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也不抗战了。大部分人还是主张美术为抗战服务的观点,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工作,其中以木刻家和漫画家居多。还有一些老画家,虽然不直接画抗战题材的作品,但用自己掌握的那一套方法,来表达对抗战的支持。比如说国画家张善子善于画虎,他就画虎表达中华民族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重庆《战斗美术》:每期都销售一空
记: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您创办了《战斗美术》,这是出于您自己的想法,还是组织上交给您的任务?
王:可以说是我自己的想法。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艰苦,没有自己的美术刊物。周扬同志曾经办过一份《文艺战线》,在延安编辑,再拿到国统区去印刷,很不方便。我当时在重庆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所以决定办一份刊物。
记:当时还有哪些人跟您一起创刊?
王:我和卢鸿基、黄铸夫、丁正献等人坐镇重庆,王朝闻负责成都方面的事务。
记:创刊时有没有遇到国民党的出版管制?
王:国民党对出版物管得不太严,像这样的杂志不用登记,只要有钱就可以出书,很方便。所以,我们每人每期出二十块,五个人凑一百块钱就可以出一期。当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不足。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块钱,每个月出二十块钱已经不是一个小数了。出版了四期,资金实在困难,所以就停办了。
记:除了资金以外,当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不是也给杂志的出版、发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王:那时候是日本人对重庆轰炸最厉害的时候。1939年5月3号、4号的两次轰炸把整个重庆的闹市区夷为平地。当时,印刷厂都搬到乡下去了。从市区到乡下,来回要走70多里路。当时正是夏天,气温有40多度。我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不戴帽子,也不打伞,夹着一大包稿子,跑到乡下印刷杂志,印刷好一千本杂志后再雇辆平板车把杂志送回城里,步行去,步行回来。
记:当时像编辑、校对这种事务性工作有多少人干?
王:我一个人包了,又是主编,又是校对,所以第一期杂志问题较多。胡风同志看过后提出了两点意见:一个是错字太多,另一个是排版太呆板,不活泼。胡风同志对报纸的要求很严,他的批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鞭策。从第二期开始,杂志的质量开始慢慢改进了。
记:这份杂志当时的影响如何?
王:每一期都销售一空。许多读者给我们写信,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木刻艺术:帮助中国进行战斗
记:听说在抗战时期,您曾经将作品送到一些国家进行展览。
王:当时我们把作品分别送到英国、美国、印度、苏联四个国家展览。在美国展览时,引起了轰动,《时代》杂志的记者看完展览后,又向我们要了一批作品;《生活》杂志曾经用几个整版对展览进行报道,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1945年的时候,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访问中国,把一些木刻作品带回美国交给了赛珍珠。她将这些作品编辑成书出版,书名叫作《从木刻中看中国》。1948年我在香港,看到美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群众与主流》上面刊登了一篇爱泼斯坦的文章,题目是《作为武器的艺术——中国木刻》。后来我把它翻译出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文章开篇就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中国木刻那样接近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处,就在于一开始就是作为武器而存在的。”这段话代表了外国人士对中国版画的看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记:抗战胜利后,您又组织了一系列木刻作品展览,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王:一次展览是在1946年2月,我们搞了一个“九人木刻联展”。展览闭幕后,周恩来同志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接见了我们,希望把作品拿到延安展览。后来在延安展出时,效果很好,他们专门写了一封信感谢我们。还有一次展览是1946年春天,周恩来同志把延安的一些木刻作品带到了重庆,又举行了一次“渝延木刻展”,这是抗战时期重庆最后一次木刻展。抗战胜利后,木刻界有影响的人都集中在上海,于是1946年9月18日在上海又举办了一个展览,总结抗战八年来的木刻运动和成绩。我从重庆带了一千多幅作品到上海,并从中选出899幅作品参加展览。这次木刻展取得轰动效应,进步报刊一共出版了二十几种特刊,包括国民党的报纸,报道这次木刻展。10月,周恩来在上海办事处接见了我们这些木刻家,还有一些漫画家。这次接见为抗战八年木刻展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记:您如何评价木刻在抗战时期发挥的作用?
王:从抗战时期美术作品来讲,能够反映抗战现实的,只有木刻。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真正能把抗战面貌生动、真实地反映出来的恐怕只有木刻。当然木刻也不可能十分全面,但是在各种门类中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只有木刻。漫画只是一种寓意性的艺术形式,它不可能全面描写抗战场面,只能反映一些问题。而木刻则不一样,前方什么样子,我们的战士如何抗敌,后方的百姓如何生活,都能反映出来,而且是十分写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