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等单位主办的彦涵艺术研究展在中国美术馆落下帷幕,这个以专业研究为目的个人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展。这个展览用大量的文字和图片,向观众展示了彦涵的艺术成就。其中有一些彦涵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版画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幅幅版画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和战斗情景。

    一腔热血的青年时代

    江苏连云港的富安村是彦涵出生的地方,他幼年时家境非常贫寒,读书的钱都是父亲四处借来的。至今彦涵还不能忘却那些苦难的日子,他还记得每到年关父亲都必须外出躲债,还记得堂哥被大地主勾结官僚所杀,嫂子出家为尼最后病死于尼姑庵。彦涵非常憎恨国民党的统治,少年的心中那时起就燃起了反抗的情绪。从中学时起他开始组织学潮反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不抵抗政策。虽然他的学习名列前茅,但仍被学校开除。后在舅舅的帮助下,彦涵进入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绘画,临行前在舅舅家住的地下党员陈佛生对彦涵说:“你不要去画风花雪月,而要画沧海桑田。”虽然那时彦涵还不知道陈佛生就是共产党员,还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深意,但是感到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谈起杭州艺专,彦涵笑着说,在艺专的学习为他的艺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那里懂得了艺术的美。他说,艺专是当时艺术教育体系完备的一所颇负盛名的艺术学府,其中以美术而著名。学校里很多教授都是从欧洲留学归国的,著名的画家林风眠担任校长,他们所带来的西方艺术思潮和新的艺术教育模式,令学生大开眼界并深受其影响。教过彦涵的老师都是很著名的画家,教素描、水彩的是方干民先生,而为他上国画课的是大名鼎鼎的潘天寿先生。在那里,彦涵吮吸着艺术的雨露。

    1937年,彦涵读完预科三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相继侵占东北、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灾难。上海失陷后,日寇开始逼近杭州,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大学要向大后方紧急迁移,当然杭州艺专也不例外。彦涵说,在迁移的路途中,学校当局要抛弃学生,让学生自己去寻找出路。当这个消息宣布后,学生们愤怒了。当时,他就带领着大家和校方谈判,使得学校的想法没有得逞。转移期间,彦涵受抗日激情驱使,抓紧时间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到了长沙后,彦涵听了中共湖北省委徐特立的报告,徐特立向他们说起了延安,说起了延安鲁艺,说起了解放区的抗战和他们打的胜仗,使他们对延安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彦涵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共产党老是打胜仗,国民党老是打败仗。知道延安成立抗大、鲁艺,彦涵他们很兴奋,延安的生活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大。

    1938年春,学校撤退到湘西沅陵,国难当头,热血的青年们和一些教授不能安于在教室画画,便走上街头,向民众呼吁抗战,不料此举却招来当局的制止,这让学生们感到相当愤怒和不理解。恰逢杭州艺专和南迁的北平艺专合并,在国民党教育部门的操控下,有关部门想借机罢免与教育部门意见不合的林风眠。彦涵等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任学生会主席。学生们开始罢课、办报纸副刊,为林风眠请愿,同时组织抗日宣传队,宣传抗日思想。最终,学生运动取得了成功,林风眠也被请了回来,此事也促使一些学生走出校门,投入到抗日的战斗中。

　　投奔延安开始木刻创作

    1938年彦涵迈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投奔延安。彦涵说,在武汉三厅卢鸿基的协助下,他拿着徐特立的介绍信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没有去延安的交通工具,彦涵愣是走了整整11天来到了延安。彦涵说,到了延安,感觉非常亲切。但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更让彦涵感到,就象到了另外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一样,一点都不陌生。原来,他遇见了当时在舅舅家认识的并给自己指导的陈佛生,只不过现在他已经不用以前在上海时的名字,而是叫陈行健。陈行健问了他的情况,鼓励他多深入生活。

    为什么根据地的木刻活动会那样活跃?彦涵说,由于当时物质条件比较艰苦,油画和中国画所需要的制作材料很难在根据地弄到,而创作木刻的工具和材料则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还有就是木刻版画能多次印刷制作,复制能力强,很符合解放区抗敌宣传、组织群众等工作的需要。他们刻版主要用的是山梨木,当是山里的梨树非常多,梨很涩不能吃,但是木材的质地还不错,适合用来刻版。进入鲁艺的美术系,彦涵到木刻训练班学习,虽然是短短的三个月,但对于彦涵艺术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伴随着生活的磨练和战斗的洗礼,逐渐形成了朴素、粗犷,带有战斗性的风格,最终使他成为“解放区木刻”的代表人物之一。延安鲁艺更多地是对学员们进行革命艺术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在这里,彦涵找到了信仰,找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也树立起新的艺术观,那就是艺术应该为抗战、为革命服务。

    活跃在太行山的木刻工作团

    在鲁艺3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彦涵参加了胡一风领导的“鲁艺木刻工作团”,成员还有罗工柳、华山等。它虽然是一支木刻轻骑队,但由于是“精兵强将”的组合,所以,在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木刻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1938年11月,木刻工作团开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事实上,从延安到太行山根据地,很不容易。彦涵回忆说,队伍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翻越绵山,天气非常冷,一些战士因为筋疲力尽,牺牲在了绵山上,他当时是用破的大衣裹着头,咬着牙坚持下来的。有一次,在夜间通过同蒲铁路,铁路两旁都是敌人的岗楼,可以说,大家是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封锁线的。这些给了他在学校所没有的血火锤炼。

    在这年年底,彦涵和部队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司令部驻地潞城县,并在沁县铜川中学举办木刻展览,宣传鲁迅倡导的具有战斗性的新时期木刻,鼓励群众进行抗日。老百姓对木刻的反应很热烈,他们翻山越岭来看木刻团的作品展览。老百姓的反应,让彦涵深刻地感受到艺术为人民服务、为抗战和革命做宣传的重要性。这时候,彦涵也开始把艺术创作和战斗结合起来。除了进行展览之外,木刻工作团的木刻艺术家们也开始思考和实践木刻版画艺术的大众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他们首先尝试创作有故事情节的木刻连环画。他们刻了三套木刻连环画,其中,彦涵刻的《李大成》有三十余幅,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印刷,就遭遇到敌人的进攻,木版被毁掉了。

    怎样才能更好地宣传抗战和搞出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彦涵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过去接受西方艺术教育的彦涵,很注意吸取民间艺术的养分。春节期间,他看到年画在群众中有很强的广泛性,决定利用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达到宣传抗日的目的。彦涵等人创作出“新年画”、“新门画”这样新的美术形式。彦涵说,少年时对戏剧的热爱,没有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也成为了创作新年画的一个基础,如向敌伪军队策反的新年画《身在曹营心在汉》人物就具有京剧脸谱化的特征。这一时期,彦涵还创作了《保卫家乡》、《军民抗战》、《团结胜利》以及将八路军和民兵置换为门神形象的新门画。彦涵说,新年画很受人们的喜欢,刚印出了第一批新年画,他们就拿到集市上去卖,一会就被老百姓给买完了。关于新年画,彦涵还提到一件事,1940年夏天,组织上安排彦涵去国统区重庆出差,当时他和民主人士李公朴同行,他还随身携带了在木刻工厂创作的新年画。一路上,队伍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还不时会遇到国民党的刁难。后来由于形势的原因,彦涵改变计划去了西安。在出发之前,彦涵把新年画交给了李公朴。彦涵说,没有想到,这些木刻在国统区的重庆和美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41年在重庆,以《新华日报》的名义举办了这批木刻为主的展览,作为远东反法西斯的物证,美国的《生活》、《时代》等刊物发表了这些木刻作品。

    彦涵说,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很关心文艺工作。在武乡县的时候,朱总司令就召集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总司令在会上提出,笔杆子要赶上枪杆子,木刻等艺术形式要充分发挥作用,要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的文艺作品,要积极宣传抗日。彭总司令在得知新年画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事情后,就给彦涵他们写了一封信,肯定木刻团的工作,对他们提出表扬。同时提出文艺要为农民服务,要为军人服务。这些极大地鼓舞了彦涵他们的创作热情和工作干劲。

    彦涵和其他鲁艺木刻工作团成员在晋冀鲁豫等根据地进行抗敌宣传活动的三年多时间中,还作了许多其他的工作,如为党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提供木刻艺术作品,创办《敌后方木刻》副刊,建立木刻工厂,培养木刻艺术人才等。

　　接受血与火的洗礼

    1941年,彦涵回到了太行的木刻工厂。这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许多日军被调往太平洋战场,无暇进攻八路军根据地,出现了一段相对的平静。利用这段时间,彦涵创作了《奇袭敌人机场》、《纷纷建立根据地》等作品。但是,1942年初,日军又对华北战场开始新的攻势。1942年2月和5月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大“扫荡”。当二月“扫荡”开始的时候,彦涵他们在夜间转移,途中遭到了敌人飞机的扫射,在即将被合围的情况下,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方法分头突围,当时,木刻工厂由彦涵带队,只有一支步枪。在整个二月“扫荡”的时候,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上有日军围剿,彦涵他们的队伍一直处于被围困的状态,情况很危险。

    提起当年日军的暴行,彦涵现在还是十分的震怒。彦涵说,“扫荡”期间,日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彦涵他们在武乡的一个村子里慰问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大娘,她惟一的当民兵的儿子被敌人捉住后,头往下塞在茅坑里呛死了。彦涵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老人痛苦的眼神。

    1942年,二月“扫荡”结束后,彦涵被借调到129师参加《战友报》的工作,主要工作是为报纸画插图。到了五月,敌人又进行了一轮更为残酷的“扫荡”,从三个方面对八路军司令部进行合围。在危急的形势下,彦涵所在的部队跟随刘伯承、邓小平进行突围,在穿越封锁线的时候,后续部队和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并且陷入了重围。彦涵所在的部队几乎和敌人遭遇。据彦涵回忆,黄昏的时候,在山坡上甚至看到了戴白手套的敌人。最后,拼尽了全力,队伍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是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军民越是空前的团结。彦涵说,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还是时常帮助他们。在一些刚被敌人破坏过的村庄,老百姓一看他们来了,就从地里挖出土豆为他们充饥。还有一次,在突围成功后,人们已经极度的饥渴,大家发现了山间有一丝泉水流出来,但是人很多。一位战士就把一杯刚接到的还掺着泥沙的水递给他们喝,还说要发扬阶级友爱。这些事情现在还是那么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