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才情洋溢的作家,享有《渔光曲》、《卖报歌》词作者的盛名；她是一位睿智机敏的女性,年仅24岁就从事中共特科的革命工作；她是一位勇敢坚毅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曾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共赴战区采访；她是一位温柔多情的女性,与著名剧作家田汉的爱情故事充满悲欢……
这位一生充满传奇经历的女性,就是著名作家安娥。今年是安娥诞辰100周年,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正在为即将出版的《安娥作词歌曲集》忙碌着的安娥之子田大畏。通过田大畏的回忆和他2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安娥的艺术人生得以再现。
神秘的左翼“红色女郎”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出生于河北保定一个地主家庭。幼时的安娥最喜欢的游戏是念歌谣,《小白菜》、《小草鸡》、《直直腰》、《说山西,道山西》、《想亲娘》……似乎永远都念不完。在安娥的记忆中,曾经赴日留学、做过河北省工业学校校长的父亲张良弼整日把着书本,对哥哥们从不露个笑脸,只是有时对安娥谈谈诗文,偶尔还会教她唱一两句京戏。从某种程度上说,父亲充当了安娥文学上的启蒙老师。
少女时代的安娥就开始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15岁那年,安娥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她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为了反对女舍监的压迫,带领全班同学罢课,离开学校到一个小旅馆里。这位还是安娥母亲结拜姐妹的女舍监,在学生们的罢课示威之下,被迫向校长跪下请求辞职。事后安娥也离开了学校,随父亲到北京读书。1923年,安娥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两年后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安娥刚刚20岁。从此,她开始为追寻自己心目中独立、自由、平等的人生道路而跋涉前行。
1926年,安娥被党组织派往大连从事宣传和女工运动,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安娥回到国内,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时任国民党中央上海特派员的杨登瀛正暗中为共产党提供情报,陈赓奉周恩来指示,专门为杨登瀛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由安娥担任秘书。杨登瀛把四方汇拢来的情报全部送到办事处,由安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情报就及时抄送陈赓,使地下党的许多干部化险为夷。此时的安娥在人们眼中是神秘莫测的,她有时穿着蓝布大褂,住在亭子间里,生活似乎很艰苦;有时又衣着华贵,打扮得格外漂亮,几乎使熟识的朋友也认不出来。安娥沉稳、机敏、不事张扬的性格颇能胜任诡谲多变的特工工作。而行踪神秘、危机四伏的特工生涯,不期然竟引出了安娥与田汉充满悲欢恩怨的爱情故事。
当时的南国社发起新戏剧运动,田汉在上海文艺界已经很知名,是一个各派都有关系、各派都要争取他的人物。中共地下党为了争取田汉,派安娥与他联系。而安娥与田汉的交往便是从文艺活动开始的。安娥仰慕田汉的才情,协助田汉的南国社开展戏剧运动,还常常将自己创作的作品拿给田汉看。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编发了安娥创作、署名苏尼亚的小说《莫斯科》,小说描写了一位留俄女学生的真实生活。在王礼锡的回忆中,充满革命热情的安娥这一时期对田汉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田汉非常称誉她的思想,自认其思想转变与她有关。有一回,宁波某学校请田汉讲演,她陪伴同去,中途几次谈话,就使他的思想转变了。田汉是个性格很强的人,而他的个性竟为一个女性所降服,可见这位女性的魄力有多么惊人。”虽然蒋光慈、阿英、阳翰笙等左翼作家当时也对田汉发生过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在生活中,彼时的田汉和未婚妻林维中的感情出现了摩擦,安娥这位神秘的左翼“红色女郎”的出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还是情感上,都深深地吸引着田汉。这段时间,田汉与安娥的身影时常双双出现在左翼文艺活动中,一个风流倜傥、激情洋溢,一个娴静沉着、襟怀开放。1931年8月,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个月,他们的儿子田大畏降生了。
这一时期,安娥先后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还是“苏联之友音乐组”、剧联领导的“音乐小组”、“歌曲研究会”及“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的成员,而田汉往往是这些进步文艺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安娥在这些左翼文艺活动中逐渐展示出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才华。因为常常和田汉在一起切磋艺术创作,她除了发表小说,也开始涉足戏剧创作和表演。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左翼剧联的反日演出活动极为频繁,“大道剧社”几乎每天都有演出。安娥凭借自己曾留学苏联、俄文较好的特长,将苏联作家拉普列涅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改编为话剧《马特迦》,上演后轰动一时。在《梁上君子》等剧中,安娥更是粉墨登场,扮演角色。虽然剧社的日子很清苦,有时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果腹,但安娥和伙伴们的工作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
频繁的进步文艺活动使安娥无暇照顾尚在襁褓中的大畏。一次,剧社要到苏州去演出,安娥情急之下只得把大畏寄养在朋友郑君里家中。此前,在感情上优柔寡断的田汉奉母命与林维中完婚。安娥不愿继续陷于感情的矛盾纠缠之中,无奈之下,将三个月大的儿子带回了老家河北保定,交给母亲抚养。老母亲坚决不允许安娥离开家,滞留在家乡的安娥真可谓“身心两地”,她潜心研究中古代辩证法,编写剧本《复活》,研读《诗经》,并打算回上海以后用歌曲创作唤醒群众的抗日热情。夜深人静时,她常常给远在上海的文艺界朋友金焰、聂耳等人写信联络,关注着外面的世界。安娥的内心在苦苦挣扎着,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女性,她想早日回到上海投身革命工作;但身为母亲,嗷嗷待哺的孩子又羁绊着她的双腿。她甚至曾经两次狠下心来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但母亲的天性又使她旋即后悔,赶紧把孩子抱了回来。1933年,安娥终于抛下了老母和幼子,再一次离别故土。
创作的救亡歌曲广为传唱
回到上海后,安娥继续从事特科工作。因为领导人姚篷子被捕叛变,她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安娥不堪忍受三角恋的痛苦,骗田汉说,孩子死了。并接受了任光的爱,两人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此后的4年时间里,安娥为《女性的呐喊》、《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路是我们开》、《我们不怕流血》、《抗敌歌》、《战士哀歌》等进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创作歌词。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更是历经岁月的涤荡,至今仍在传唱。
《渔光曲》创作于1934年,由任光谱曲,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时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主题歌也随之传唱全国,家喻户晓。安娥在遣词炼句方面颇见功力,《渔光曲》的歌词既渗透着古典诗词的传统风貌,又糅合了现代生活语言的质朴清新,鲜明地描绘了渔村破产的凄凉景象。
安娥最著名的救亡歌曲当属创作于1936年、任光谱曲的群众歌曲《打回老家去》,简洁明朗、铿锵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时不屈的中国人民最强烈的呼声。这首《打回老家去》唱彻中国的大江南北,被认为是“当时仅次于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最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
安娥和聂耳合作创作的那首妇孺皆知、琅琅上口的《卖报歌》,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当时,聂耳对上海霞飞路上一个卖报小姑娘悦耳的叫卖声非常喜欢,听着颇像一首动人的歌。这个小姑娘家境贫寒,全家就靠她卖报挣点钱以维持生活。聂耳很同情她,就决定创作一首《卖报歌》。聂耳把这个想法告诉安娥,安娥很快就写好了歌词。聂耳谱好曲后,找到卖报的小姑娘,当面唱给她听。小姑娘听了,高兴得拍手叫好,并说:“聂耳先生,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能唱出来,我就可以边卖报边唱了。”聂耳回来就与安娥商量,安娥在歌词里添上了一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歌一边卖报,报纸卖得又多又快。
鲜为人知的是,安娥1933年还曾经为电影明星胡蝶写过一首歌《最后一声》。事情源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某报刊登了一首诗,内有“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一回”之句,指责张学良和胡蝶在国难当头寻欢作乐。后来,胡蝶在《申报》刊登了辟谣启事。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1933年3月,胡蝶在自己当选“电影皇后”的庆祝大会上演唱了这支充满报国之情的歌曲《最后一声》。歌中以一个舞女的口吻,告诫国人勿忘沦陷后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唱出了“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的高昂曲调。遗憾的是,这首歌的歌谱及曲作者至今尚未找到。
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奔走
抗战爆发后,任光先后去巴黎和新加坡等地,在华侨中推动、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两人的感情生活划上了句号。安娥辗转来到武汉,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继续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抗战歌曲的创作。其中有冼星海谱曲的《我们不怕流血》、《山茶花》、《战士哀歌》、《抗战中的三八》、《六十军军歌》等。那首激励抗日将士、威震敌胆的《六十军军歌》,是冼星海和安娥应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之邀特意创作的,对开赴抗日前线的云南部队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无数平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中华大地哀鸿遍野。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连孩子也不能幸免,有的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缺手断足,终身残疾;有的被日寇抓走,施以奴化教育,沦为侵略者“以华制华”的牺牲品。许多文化教育界人士看到此情此景,无比心痛。经过多方商讨,1937年冬,由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刘清扬、沈兹九等联络各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184人签名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安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保育会的筹备工作中。此前,田汉与安娥邂逅于撤离上海的船上,安娥告诉他,孩子没死。在武汉,两人接触的机会更多了,爱情的火焰也再次复燃。
1938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汉口举行,社会各界7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任主席,安娥作为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在大会上详细报告了保育会的筹备经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炮火硝烟中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最安全的庇护所,使战时军民减少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战斗中。
当安娥在武汉的街头巷陌为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奔走呼号,甚至亲赴前线抢救、运送难童时,她的儿子田大畏和外祖母一家十多口人已匆匆逃离即将沦陷的保定,颠沛流离于河北、山西一带的逃难路途中。在街头做游戏时,年幼懵懂的大畏和小伙伴们常常唱起家喻户晓的《卖报歌》、《打回老家去》,但他不知道这些歌的作者和他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安娥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2万多名孩子撤退到了重庆。在保育会中担任常委的安娥一方面积极为保育院筹集经费,营救儿童,一方面在当时报刊上撰文《孩子们到四川去了》、《进步着的孩子们——参观重庆临时保育院》、《抢救孩子去》等,向社会各界报道保育院的工作情况及孩子们的生活。她还创作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受难的孩子们》等歌曲。
与史沫特莱共赴战地采访
1939年初冬,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邀请,安娥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从来没有做过记者的安娥,暗地里模仿自己曾经在报纸上读过的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报道,将自己在战区的所见所闻写成多篇战地报道,寄给桂林《广西日报》发表;后来又整理成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征途私感》、《征途杂感》,连载于1942年的《广西日报》。这次访问的另一重大收获,就是创作了歌剧剧本《战地之春》,谱曲后出版了单行本。
1940年1月,安娥在第五战区鄂北防区枣阳前线采访时遇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正好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张执一同志来送俘虏,两位战地女记者便借此机会深入到李先念领导的鄂豫边区采访。
当时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在开创阶段,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刚在大洪山南麓、京山北部组建。两位战地女记者的到来,受到了纵队上下的普遍欢迎和热情接待。她们身着新四军的灰棉军服,与纵队领导李先念、陶铸及指战员亲切交流,一块行军,穿过日军封锁线,并有两次与日军相遭遇的惊险经历。一路上,她们边走边问,边听边记,辛勤而敏锐,愉快而兴奋。安娥除了进行采访,还为史沫特莱担任翻译。在战士们眼中,这位大名鼎鼎的《渔光曲》词作者,是一位很有才华、思想进步、性格文静而又刚毅的新女性。她还常常在晚会上为游击战士们演唱那首脍炙人口的《渔光曲》。
这段弥足珍贵的战地采访经历,后来被安娥写成日记体访问记《五月榴花照眼明》。这部共计8万余字的手稿,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沉睡与磨难,虽有少数残缺,但劫后幸存,终于在安娥过世十余年后与读者见面。在访问记中,安娥以细腻详尽的笔触和满腔的革命热情讴歌了新四军鄂中部队和游击区如五月榴花一样耀眼的光明,被视为“不可多得的报道新四军的力作”。
《渔光曲》成为“通行证”
1940年夏末,安娥由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老河口经安康到达陕南城固,终于见到了逃难至此的母亲、哥哥一家和儿子大畏。目睹战火中无数家庭的支离破碎、流离失所,安娥这几年在作品中多次倾诉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此次与亲人相见,安娥终于决定,把儿子大畏带回重庆。
安娥和儿子从城固一路西行,到达褒城时,母子二人正与大批旅客在车站等车,看着周围拥挤不堪的人流,不知道能不能挤上车。这时,一位拉“黄鱼客”的汽车司机将安娥母子带到一列开往成都的军车旁,正要上车时,却被一名军官拦住了。眼看军车就要开了,安娥情急之下把皮包里的战地记者证件拿出来,希望能得到军官的通融,还是行不通。正在安娥一筹莫展之际,那位军官看见记者证里夹着一张名片,得知站在面前的这位女士就是《渔光曲》的作者,马上态度大变,连说“久仰久仰”,并热情地请母子二人上了车。车队到达成都之后,军官又联系好另一列车队送安娥母子到达重庆璧山。安娥又惊又喜地对儿子说,想不到《渔光曲》还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一路把我们送回了家。
回到重庆后,多病的身体使安娥无法承担太多工作,经济上也很窘迫。贫病交加的日子,使安娥没有更多精力照顾儿子大畏的生活。1942年,安娥到桂林,继续坚持文艺创作,并和田汉一起从事对逃难文化人的救济工作,为解决“四维剧团”的生计和演出问题奔走,并协助李德全到独山、河池前线救济难民。抗战胜利前后,安娥相继到昆明、重庆、上海,1948年冬,经地下党安排,她与田汉从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到达了党中央驻地河北平山。解放后,她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从事创作,1956年秋因中风失语,丧失工作能力。
多年的母子分离,使田大畏对母亲安娥的经历和创作所知甚少。直至1976年安娥病逝后,田大畏偶然翻阅母亲遗留下来的手稿,才渐渐走进她的逝水年华。于是,田大畏开始着手搜集母亲的只字片言,在发黄的旧报刊中寻找母亲的名字和文章,寻访曾和母亲共事的朋友、师长……通过这些材料和文章,田大畏努力拼接出母亲安娥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希望,母亲多方面的创作成果,能够保存下来,在下一个百年,仍然有人记得安娥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