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5日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由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徐肖冰、侯波摄影回顾展”在北京中国科技馆隆重开幕。此次展出的约120幅珍贵的老照片全面生动地再现了抗战岁月中,延安和太行山地区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抵御日寇侵略的生产生活场景,展现了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这些照片,大多出自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著名摄影家徐肖冰之手。“从一参加工作、走上社会起,我的人生道路就和抗日救亡的革命潮流紧密相连。”徐肖冰告诉记者。

    从上海到武汉再到上海:早期拍摄进步电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这年冬天,年仅15岁的徐肖冰离开了故乡——浙江省桐乡县,跟随舅父来到上海,在当时的“天一影片公司”当了一名学徒工,负责一些配药水、洗照片之类的杂活。尽管年纪小,当时社会各界的抗日热情还是深深地影响了徐肖冰。他回忆说,当时有很多青年人走上街头抵制日货,宣传抗日。他虽然没有参加,但从心里还是支持这些人的。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发生,当时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以及全上海对十九路军的支持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抗日救国的想法。

    由于年少贪玩,徐肖冰有一次在上班时间被同事拉出去捉蛐蛐,公司老板发现后就将他开除了。“这看起来是一件坏事,但实际上也是一件好事。”徐肖冰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禁不住笑着说。经过“天一”公司的同事、共产党人司徒慧敏的介绍,徐肖冰进入了“电通影片公司”。这家公司和当时的“左联”联系非常紧密。在这里,徐肖冰逐渐受到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逐渐接触到袁牧之、陈波儿等进步电影人士,也逐渐了解了夏衍、阳翰笙、阿英、聂耳、田汉等左翼文化名人。从这时开始,他一直担任摄影助理,协助吴蔚云、吴印咸等摄影师拍摄了《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一系列著名的进步影片。这些影片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从那时起,徐肖冰开始正式接触电影拍摄工作。徐肖冰还回忆说,当时,他们经常在半夜三更偷看被禁止上映的苏联电影,受到左翼文化的熏陶,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电通”公司于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关闭。恰好此时,武汉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政训处电影股(后成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招人。迫于生活压力,徐肖冰于同年5月跟随吴蔚云奔赴武汉。在那里,徐肖冰满眼见到的都是国民党不断宣扬自己的“剿共”成绩,到处张贴反共标语与宣传画,肆意丑化中共的领导人。他深感这里不是他要呆的地方,想尽快离开。但当时电影股管制很严,不许员工随意离开。他就给远在上海的吴印咸去了一封信,希望吴印咸以自己家人的身份发来一份假电报,说自己的祖父去世了,要他回家奔丧。吴印咸按照他的意思发来了电报。于是,徐肖冰以回家奔丧为名,请假离开武汉到了上海。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去。这时大约是9月份,距离他刚去武汉不足4个月。

    从上海到太原再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开始摄影

    到了上海后,徐肖冰经过熟人的介绍,进入了当时的“明星影片二厂”继续从事电影拍摄工作。

    一个多月后,徐肖冰接到了一个来自武汉的朋友的秘密消息,说武汉那边的电影股已经在其内部刊物上将他列入了通缉名单,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咨询了律师后,徐肖冰就只好在上海的租界区活动,因为在那里国民党是不能随便抓人的。“一个中国人,却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地行走,这算怎么回事呢?”老人至今回忆起来,仍不无感慨。但无论如何,也算是化险为夷了。

    “明星二厂”里的大部分员工还是原来“电通影片公司”的人,像司徒慧敏、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都在那里。这让徐肖冰欣喜不已。他继续协助这些人拍摄了《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进步影片。可惜好景不长,到1936年底,“明星二厂”也被迫关闭了。

    1937年初,山西太原的“西北电影公司”来上海招人,于是,徐肖冰又跟随吴印咸来到了太原,进入“西北电影公司”工作。从5月份至7月中下旬,他们在五台山地区拍摄影片《塞北风云》,住在五台山的寺庙中。由于消息闭塞,他们根本不知道“七·七”事变。直到有一天,一批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寺院,将他们赶了出来,他们才知道日军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剧组只好回到了太原。此时,太原已经遭到日军的轰炸。徐肖冰决定到前线去拍摄一部反映抗战的片子。于是,他带上一架小型摄影机和厂里开的介绍信,前往山西北部进行采访拍摄。一路上,他不断见到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那些军官也根本不理他,只顾自己逃命,这让徐肖冰非常失望。甚至有一次他在老乡家休息时,一伙散兵闯了进来,将他身上值钱的东西搜刮一空,末了还朝着他开了几枪。幸亏打偏了,不过也着实将徐肖冰吓得不轻。本来想去拍摄军队英勇抗战杀敌的片子,结果不仅没拍到,还差点丢了性命,无奈之余,徐肖冰只好往回走。在回去的路上,他碰到了一支正在开赴前线的八路军部队。他们热情地招待了他,并主动向他介绍了八路军的抗敌政策,最后,还通过沿路的八路军兵站,一路护送他安全到达了太原。这让徐肖冰感动不已,并由此萌生了参加八路军的想法。

    此时,“西北电影公司”正打算撤往成都,徐肖冰坚决不去大后方,要积极参加抗战,于是,就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加八路军。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听说徐肖冰是拍电影的,就表示八路军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连最基本的电影拍摄设备都没有,劝徐肖冰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徐肖冰参加八路军的决心很大,连着往办事处跑了好几次。最后,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将他的情况向来太原的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亲自接见了徐肖冰。当时,徐肖冰并不认识周恩来,他表示,自己无论如何要参加八路军,只要能参加八路军,干什么都可以。周恩来被他的决心打动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提出说,八路军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他希望徐肖冰最好能先到前线去感受一下八路军的生活、战斗情况,但不用参加战斗,这对他以后的工作有好处。“这既是周总理对我的要求,也是对我的关心。”徐肖冰至今谈起印象还是那样深刻。

    吴印咸也非常支持徐肖冰的决定,将一架当时非常先进的“莱丁那”小型相机送给了他。徐肖冰又从“西北电影公司”借了一架小型摄影机和一盒胶卷,匆匆准备了一下行李,没过多久,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向山西五台山地区的抗敌前线出发了。

    到了五台山地区以后,他先被带到了前线的八路军指挥总部,刚好碰上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八路军领导人在院子里商量事情。出于职业习惯,他举起手中的相机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这也是他印象中第一次给党和八路军的高级领导人照相。

    在前线和战士们一起度过半个月后,徐肖冰就到了延安。在那里,他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从延安到太行再到延安:影像做武器抵御外辱

    1937年冬天到达延安后,徐肖冰进入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科从事摄影工作。

    徐肖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奉命拍摄照片的情景。当时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人去延安机场迎接。在拍摄了一个大场景后,他想寻找其他合适的角度继续拍摄。忽然,他被一个外国人拽住了,那个外国人操着一口不大流利的汉语严厉地问他: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来这里拍照的。徐肖冰赶紧解释说,是组织上派我来的。旁边也有人出面作证。那个外国人才将信将疑地松了手,但还是一直用怀疑的眼光不停地扫视他。原来,那个外国人叫马德海,是和斯诺一起来中国的国际友人。后来,他就在中国定居了。直到“文革”后,徐肖冰在大街上见到马德海,还开玩笑地说,你是一个医生,当年那么盘问我,是不是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呀?这时马德海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笑。徐肖冰说,通过这个故事,也可见当时延安的摄影者是很少的,摄影工作开展起来很不容易。

    1938年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成立,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筹备下,准备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该片邀请了袁牧之、吴印咸等人专程从国统区赶到延安来进行拍摄,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徐肖冰也被调了出来参与拍摄工作。徐肖冰至今还记得那部片子的开头是表现全国的知识青年心向延安,从各地翻山越岭奔赴延安的场景。

    当时的摄影条件非常简陋,环境异常艰苦,摄影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据徐肖冰回忆,有一次,日军轰炸延安,他当时生病,躺在床上休息,吴印咸正在屋子里修相机。忽然,屋顶被炸塌了,他和吴印咸都被压住了,幸运的是,两人都只是受了点轻伤。当时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抽空亲自来看望他们,这让他们非常感动。

    1939年1月下旬,《延安与八路军》完成在延安的拍摄部分。此时,毛泽东接见了摄制组的代表,这其中就包括徐肖冰。之后,摄制组兵分几路,开始了前线部分的拍摄任务。从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间,徐肖冰深入冀中与太行山区,拍摄了大量反映八路军前线战斗与敌后游击战争以及军民团结共御外辱的影片和摄影作品,这其中就包括《彭德怀在关家垴指挥战斗》、《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号手》等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可惜的是,据徐肖冰介绍,《延安与八路军》在后来送往苏联进行后期制作的时候,正赶上德国入侵苏联,苏联电影制片厂撤往后方,所以这部片子始终未能制作完成,至今也只能见到一些零散的镜头。

    1941年5月,徐肖冰回到了延安。从那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8月,他与延安的电影与摄影工作者一起,在艰苦的环境下,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凝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为我们更加客观、真切地了解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同样立下了汗马功劳,永远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