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这部不朽的作品,从抗战时期至今,一直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曾经指挥过千余场《黄河大合唱》,与《黄河大合唱》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各地都纷纷举行各种群众歌咏活动,《黄河大合唱》成了歌咏活动的热门曲目,严老也因此不停地奔波于各种演出场合。当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去采访时,在严老家的楼道里,记者隐隐约约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熟悉的旋律,原来严良堃与老伴正在家中播放《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录音,并讨论着《黄河大合唱》呢。
指挥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作品的内容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1938年参加抗敌演剧九队,后来调至孩子剧团,曾师从冼星海学指挥,能谈谈冼星海是怎么教您指挥的吗?
严良堃(以下简称“严”):那时我还不满15岁,但是看到冼星海指挥群众合唱时就非常激动。当时一般的指挥就是打拍子,我们起名叫做打“蝴蝶花”。而星海同志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却非常激动人心,他一只手不断地向上舞动着,口中一边轻声地暗示着“起来,起来”,同时双脚还不时地往前迈进一步。可以说,他的指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看了星海的指挥,我才知道原来指挥不只是打拍子,还能够表现那么丰富的情感。
1938年4月,我在武昌的“歌干班”里学指挥、作曲。那时,日本的飞机经常在我们头顶上盘旋,还经常往下扔炸弹。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把课堂设在了防空洞的隔壁,这样飞机一来,我们就可以立即往防空洞里钻了。在“歌干班”学习时,星海就教我们一些作曲方面的理论。我们发现,他对各地的民歌都特别熟悉。关于指挥和作曲,他讲了很多,但是有一句话,我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他告诉我们:“学指挥基本功一定要过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所有的技巧都要学得准确而扎实,但是在指挥群众唱歌的时候,不要仅仅流于指挥的技巧,因为指挥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歌曲的内容,而不是表现指挥家自己个人的能耐。”这句话,成了我这一辈子做学问的座右铭。
记:还记得您第一次参与表演《黄河大合唱》的经历吗?
严:因为那时,我们还比较小,洪深就把我们几个小孩调到孩子剧团。孩子剧团的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七八岁,但都能歌善舞。那时,孩子剧团的成员有五六十人,我们经常到中小城镇去宣传抗战,在舞台上唱歌给老百姓听。
那时演唱《黄河大合唱》,在野外随便搭个台,或者选择一个有土坡的地方,就可以唱了。伴奏也很简单,身边有什么乐器就拿来用。经常是二胡、笛子、风琴、口琴,再加一些锣、鼓。虽然配乐很简单,但是音乐从头至尾都很鼓舞人心。那时唱歌不像现在还经常做一些细致的艺术处理,只要把情绪唱出来就行了,只要能表现出战斗不息的精神就可以得到群众的认可。有一次,唱《黄河颂》的张惠群得了疟疾,我就代他上台演唱。在舞台上,我唱得非常卖力,尽管后来已经唱得上气不接下气,并且将曲调唱得越来越高,但是仍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受到很大鼓励。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指挥《黄河大合唱》的?
严:那时群众歌咏团很多。不管是1938年的武汉,还是1939年以后的大后方,到处都有演出。我们那时有好几个抗敌演剧队,都在郭沫若同志的领导下。演剧队除了演戏,还唱歌,也唱《黄河大合唱》。
1940年的时候,我曾指挥孩子剧团在重庆公演《黄河大合唱》。其实,那时无所谓谁是指挥,会指挥的人有很多。为了宣传抗日,我们孩子剧团的成员一起唱歌,一起演戏,只要有关抗战方面的事情,我们都干;只要组织上有需要,我们就随时登台演出。我演过戏,跳过舞,刷过标语,写过报道文章。春、夏、秋三季,我们到各个城镇去宣传抗日,冬天就回到政治部学习,由郭沫若负责安排我们进行组织学习、文化学习、时事学习和专业学习,同时还排练一些新的节目。
我们的血液是黄河的支流
记:抗战时期,在有关《黄河大合唱》的各种演出中,有哪些是至今仍让您难以忘怀的场面?
严:1939年5月14日,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剧三队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组成的100人合唱队演唱《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先朗诵了一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如果你忘记的话,那么你听吧。”紧接着就是合唱团里发出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咳哟”。这一声“咳哟”,令台下不少人都站了起来,有的人还以为是舞台塌了呢。其实,这是音乐开始之前的感叹词。可见,当时演员唱得多么卖力,多么投入。毛主席看了演出后,特别高兴,站起来使劲鼓掌,连声说:“好!好!好!”周总理也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
抗战时期,凡是有人到延安参观、学习,合唱团必唱《黄河大合唱》。不少国外友人到了延安,也抢着拍《黄河大合唱》演出的照片。一次,一群外国摄影记者来给我们拍演出照,我们一声“咳哟”,将他们不少人的相机给“震”得掉到了地上。由此可见,当时群众的演唱多么激动人心!那时,在云、贵、川,在大后方的很多地方,到处都有人在唱《黄河大合唱》,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
记:在您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最让您难忘的是哪一场?
严:《黄河大合唱》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是战斗的号角。抗战胜利以后,在解放战争中,以及和平建设时期,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鼓舞人心的作品。1946年1月5日,在重庆举行了一场纪念冼星海逝世一周年的演出,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叶挺,还有李公朴等民主人士,郭沫若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代表等都出席了。演出由育才学校和音乐院的学生共同参与完成。育才学校演唱《生产大合唱》,指挥是陈贻鑫。那时我在音乐院念书,因此就安排我去指挥音乐院的学生演唱《黄河大合唱》。
那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还不到半年,但国民党就已经准备要打内战了,因此国内的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那天演唱会的现场来了很多特务,他们试图对演出进行干扰。为了使演出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把孙科(孙中山的儿子)请了出来,由于有孙科在场,特务也就不敢为所欲为了。演出结束后,李公朴还上台教大家唱冼星海的《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针对当时国民党人要打共产党人的局势,李公朴一面教群众唱歌,一面解释,中国人不要打自己人。群众学习的热情很高,以至于最后所有的听众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走出会场。这次演出激动人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港台同胞和海外华人说,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黄河水,唱《黄河大合唱》时特别亲切。谈谈您在与香港和台湾乐团合作演出《黄河大合唱》的经历吧。
严:1985年在冼星海同志逝世40周年之际,香港举办了历时14天的“黄河”音乐节。我率领中央乐团合唱团赴港与当地28个合唱团合作,并由我指挥了千人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尽管中央乐团合唱团和香港合唱团之间以前的合作非常少,但由于香港人几乎每年都要排演《黄河大合唱》这一保留曲目,因此,我们之间的合作很默契,仅仅排练了两场就可以上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全曲演唱仅40分钟,然而那天的谢幕竟长达20多分钟。干了40多年的指挥,我从未有过这么长时间的谢幕。在掌声如潮、群情振奋中,我们最后又加演了《满江红》。可以说,一曲《黄河大合唱》就把大家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台湾,《黄河大合唱》被禁演的时间长达40多年。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到香港听了《黄河大合唱》之后,对《黄河大合唱》演出解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很多人想办法争取《黄河大合唱》在台湾的演出,各种报纸也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呼吁。最后,台湾当局将《黄河大合唱》中的歌词作了一些小小的修改,把“太行山上打游击”,改为“敌后齐心打游击”;把“新中国已经破晓”,改为“全中国已经破晓”。在台湾被禁锢了40多年的《黄河大合唱》最终得以演出。听闻这一喜讯后,我兴奋不已,赶紧把中央乐团录制的《黄河大合唱》的唱片、钢琴伴奏谱、管弦乐总谱和有关资料赠送给了台湾的同行们。
《黄河大合唱》在台湾被解禁两年后,台湾合唱团又与我们的乐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同台合演了《黄河大合唱》。当听到两岸的合唱队员们齐声高唱《黄水谣》中的“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时,我心里一阵热,一阵凉。想到40多年来,人为的隔阂,使得同为炎黄子孙的几代人断绝了往来,心中不禁感慨万千。然而,想到一部《黄河大合唱》就可以将两岸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我心中顿时又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演唱结束后,两岸的合唱队员还聚在一起,共同回忆抗日战争那段难忘而艰苦的岁月。
记:您还多次出国指挥华人演唱《黄河大合唱》,能谈一下在国外演出的情况吗?
严:《黄河大合唱》经常在海外演出。在海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排练并演出《黄河大合唱》的传统。在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我都指挥过《黄河大合唱》。尽管居住在海外的华人有不同的信仰、年龄不一、方言各异,但只要唱响了《黄河大合唱》,彼此的血液就会交融在一起。
有一次,我在旧金山指挥华人合唱队演出《黄河大合唱》。那是一支由旧金山湾区华人组织的合唱队,有30多人。演出之前,旧金山湾区华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由于湾区华人信仰不同、语言也不完全相通,无法一次邀请那么多的人同时参加排练。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排练《黄河大合唱》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到齐了,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素养的人聚在一起,共同唱响《黄河大合唱》,共同唱出了所有华人的心声。
很多演员演出后非常激动,都表示演唱《黄河大合唱》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激动地说,以前看演出,看得最激动的时候,无非是鼓掌时把手拍红了,但是回家后依旧能够休息得很好。可是,听了这次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后,回去后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还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指挥华人演唱《黄河大合唱》,演出结束后,因为外面正下着大雨,所以有很多人不得不留在大厅里避雨。这时,大家互相拉起了歌,唱贺绿汀的《保家乡》等一些20世纪30年代的抗战歌曲。我看见身边的一位先生也就40岁左右,可是却对这些老的革命歌曲非常熟悉。我就问他,这些50年以前流行的歌曲,你怎么这么熟呢?他说:“是爷爷教的。爷爷就是唱着这些歌离开中国的,他把这些歌教给我,就是告诉我不要忘本。”那天晚上,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还即兴朗诵了一首他写的诗:“我们的血液是黄河的支流,我们的心脏为黄河而跳动……”由此可见,《黄河大合唱》多么深入人心。
记:您觉得华人在演唱《黄河大合唱》时,与演唱其他的作品有什么差别吗?
严:海外华人在演唱《黄河大合唱》时,往往显得特别激动。我觉得很多华人出国后,当唱起自己祖国的经典作品时,通常会觉得特别亲切,民族自豪感也会油然而生。
在国外,唱合唱作品时,一般是拿着谱子演唱的。但是,我在国外指挥《黄河大合唱》时,要求演员们尽量脱谱演唱。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海外华人通常也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谱子背下来。演唱《黄河大合唱》后,华人们经常会说,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黄河水,所以唱《黄河大合唱》就觉得特别亲切。
演唱《黄河大合唱》可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记:您觉得《黄河大合唱》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严:《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带有抗日救亡色彩的作品,在当时它也是鼓舞人们积极参与战斗的号角。所以,很多中国人觉得演唱《黄河大合唱》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这部作品至今仍然久唱不衰,并起着团结和凝聚全世界华人的作用。
另外,《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星海同志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民歌常常是脱口而出,我们称他为“中国民歌的活字典”。尽管对中国的民歌曲调非常熟悉,可是他不是照抄民歌,而是在认真学习民歌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的创作,从而形成新的曲调。所以,星海的曲调里有很浓的中国泥土的芳香。
星海的为人也使得他创作的作品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他从不以创作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他是真正把音乐创作当成为人民、为民族服务和奉献的工具。他把自己的爱国心、爱民心通过音乐表达出来。所以,他才能写出民族的心声。我清楚地记得,当星海因为失业而不得不离开上海时,有一家唱片公司找到他,要他写流行歌曲,并答应给他很高的薪金——200块大洋,在当时这相当于一个打工仔一个月工资的100倍。但是,星海说,我不写那些东西,我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音乐创作的。我想,正是因为星海同志把自己放在民族的大家庭里,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才能写出那么激动人心的作品。
记:《黄河大合唱》在您的艺术生涯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严:我从小就热爱这部作品,我的整个音乐演出生涯是在《黄河大合唱》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黄河大合唱》是歌颂英雄的中国人民的颂歌,是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诗篇,因此具有永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黄河大合唱》这部不朽的作品,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培育、滋养、鼓励着我。今后,我愿意继续指挥、讲解《黄河大合唱》,为喜爱这部作品的人民服务!
